三五文学

因政治兴因政治败 帝国晋商悲歌（第1页）

因政治兴，因政治败：帝国晋商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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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当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时，已经在中华帝国纵横了近500年的晋商没有想到，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当时，从南方崛起、迅速扫**整个中国的太平军，以及在北方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捻军，使得作为大清帝国财赋重地的江南地区遭到重创，由于各省饷银和粮税都无法正常押解到都城北京，这对于当时一年军费耗费达到2900多万两白银的咸丰皇帝来说，无疑是一场事关生死的噩梦。

也就是在这时候，在全国经营票号金融业的晋商一跃而起，帮助大清帝国化解了这场危难。

当时，南方的饷银和粮税无法押解到北京，于是，从山西开始发源的票号业开始为清廷办理汇兑和异地存放款业务，使得清廷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了军饷和现银运输的困难，从而得以在为时十多年的太平军和捻军之乱中，拥有源源不断的财税解决军事和财政危机，延续了大清帝国的性命。

尽管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山西日昇昌一直到道光四年（1824年）才创立，并且协同众多山西票号鼎力襄助大清帝国，但其实，这并非晋商对清廷的首次助力。

能在全国呼风唤雨、兴盛500年，晋商的起家，原本就是因政治而兴。

1368年明朝建立后，为了对付逃入草原、仍然不时南下侵扰的蒙古人，大明帝国开始在北部边疆设立了九座军事重镇，号称“九边”，由于各座边镇驻军庞大，粮食运输是个严重问题，于是，明朝政府规定商人只要把粮食运送到边境粮仓，便可以向政府换取贩卖食盐的专利执照——盐引，然后到指定的盐场贩盐售卖。

在农业时代，贩盐是一个暴利行业，这就使得各路商人开始纷纷贩运粮食到北方各个边镇，于是在北方，倚靠着各座边镇，开始形成了多个大规模的粮食市场，不仅如此，来自山西等地的商人们，还在做粮食、贩盐买卖的同时，将南方的棉布、草料等各种军需品运到北方，然后再把皮毛等塞北的商品运回关内售卖，如此一举多得。

于是，在繁盛的边境贸易刺激下，一个崭新的商帮——晋商，开始在大明帝国内部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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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边境贸易而兴的晋商，对政治并不满足。

明朝末期，后金（清朝）逐渐崛起，并不断侵扰明朝边境，在明清拉锯战的过程中，山西商人们也捕捉到了政治的利益气息。

当时，部分山西商人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于关内关外之间，并不断为后金政权运输物资和传递情报，在他们看来，只要谁付的价钱足够丰厚，他们就为谁服务，至于什么母国大明的安危，他们已全然不顾。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当时，努尔哈赤就特别给在辽宁抚顺经商的山西等16位商人“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不仅如此，山西商人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共八人还被后金政权封为“八大商人”，开始享受“皇商”的待遇。

1644年大清入关后，当时，清朝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向清廷建议说：“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领兵入关的多尔衮明白山西商人的威力，于是在清廷的大力招抚下，晋商也开始大规模为清朝征讨南明政权和各路义军出人出力，从而为大清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山西富商范永斗还在顺治初年被赐封为内务府皇商，为清廷贸易往来出力甚巨。

到了康雍乾时期，从贩盐起家的晋商，此时业务已经拓展到了盐、茶等各种境内外业务，并与徽商、粤商一起，成为当时国内的三大商帮。

与徽商、粤商在盐业之外，还主打茶叶生意等海上贸易不同，晋商则在欧亚大陆上，开发出了一条内陆商道。

到清代，山西商人开辟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再通往俄国境内的彼得堡、莫斯科和欧洲大陆的国际商路，这也是继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衰落后，由晋商开辟出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其影响非同小可，这也成为晋商在清代加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道光四年（1824年），由晋商首创的票号山西日昇昌正式设立，由于异地存取款方便、汇兑自由，这就大大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而在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的助力下，清廷也终于发现了山西票号这个好东西，在与清廷和政治的互动中，山西票号在帝国的危难之中飞速发展，太平军平定后（1864年后），山西票号也开始进入了鼎盛时期，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的票号高达400多家，并形成了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四大票庄中心，而晋商老板们，则将各家票号的总号设在山西祁县、太谷、平遥等地遥控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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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晋商因乱而兴之时，也是中国各路传统商帮的没落之日。

太平军兴起时，同时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时期（1856—1860年），当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三宝“茶叶、陶瓷、生丝”已经开始没落，当时，欧洲开始自产自销陶瓷，而生丝的贸易中心则转移到了日本等新兴国家，茶叶方面，英国人不仅在印度大量种植茶叶取代中国茶叶，而且联合其他国家洋商直接进入中国各个通商口岸进行买卖。

对于粤商、徽商、闽商、浙商等各路传统商帮来说，以往他们盈利的最大来源，是源自对进出口贸易的垄断，但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统商帮垄断对外贸易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不仅如此，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洋商们还享有税费减半等各种优势，而国内商人的税费不仅没有减免，相反随着白莲教起义、太平军、捻军、陕甘回乱、平定新疆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一系列晚清时期持续不断的动乱，清廷还加重了针对国内商人的逼税和逼捐，因此，与在战争中意外崛起的山西票号不同，1840年之后，粤商、徽商、闽商、浙商等各路传统商帮逐步走上了衰落之路。

而在晋商内部，除了新崛起的金融业山西票号之外，与徽商、粤商等商帮一样，茶叶等传统生意，也不好做了。

1860年，是晋商传统生意的转折点。

说起来，自从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与俄国政府确定将蒙古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的恰克图作为中俄商人贸易场地后，茶叶就成了中俄贸易间最重要的商品，而在中俄茶叶贸易中，又以山西商人实力最强，到1860年，设在恰克图的山西商号高达140多家，成为中俄贸易的垄断者。

但随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乘虚而入的俄国逼迫清廷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在掠夺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之外，俄国人还取得了特权，直接进入了中国境内做生意。在1860年以前，俄国商人被规定只允许在恰克图等边境口岸才能做买卖，而且做生意还必须通过中国商人来转接。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商人尤其是山西商人的垄断优势，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