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四 洞穿幽微 那些潜藏的隐秘力量才是历史的真正主宰 经济帝国 帝国盐业往事 权力与财富的生死场（第1页）

四洞穿幽微：那些潜藏的隐秘力量，才是历史的真正主宰经济帝国帝国盐业往事：权力与财富的生死场

当举报大盐枭黄玉林的密折出现在道光皇帝面前时，大清帝国最重要的产盐地——两淮盐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作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第二大来源，盐税始终占到帝国财税的15以上。而其中，又以两淮盐税为最大宗，政府每年从这里获取的盐利超过400万两（道光时期每年全国盐税大约750万两），比全国任何一个省的田赋收入都要高。对此，曾任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的陶澍说过：“东南财赋，淮鹾最大，天下盐务，淮课为最重。”

但是，根据官方统计，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以前，两淮历年亏减的盐税竟然高达6300万两。作为帝国最显赫的两淮盐商，这些巨富中，竟然也有人撑不下去，资本蚀空，以破产收尾。原因当然有很多，但私盐的泛滥是导致帝国财税亏空和盐商巨富破产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最大的盐枭案，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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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盐业专卖政策，起源相当早。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管仲治理齐国时提出来的“官山海”政策，即主张由国家垄断经营盐业、矿产以及各种山林资源。再往下，就是汉武帝时期，桑弘羊为汉武帝构建的国有经济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正是盐铁官营。

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一个主要原因是垄断利源，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填补常年对匈奴战争的财政漏洞。但还有一个原因鲜为人知，那就是要限制大商人和地方豪强的势力，防止他们成长为盐铁巨富，重演汉初七国之乱的悲剧。所以，盐铁专卖从一开始就带有国家控制的双重目的：不仅是中央与地方豪强、富商巨贾的经济利益之争，同时也是政治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

只不过，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历史越往后走，前者越发掩盖了后者。分界点出现在唐朝中叶，安史之乱爆发以后。

唐朝自618年立国后，有140年对盐业实行无税制，任其自由买卖。但安史之乱后，国家经济困窘，政府要搞钱，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老祖宗管仲和桑弘羊。

758年，理财名臣第五琦实施盐业专卖法，政府通过垄断盐业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自此，终结了唐朝盐业140年不上税的历史，也终结了中国历史上食盐自由买卖的历史。此后历朝历代，盐业都是高度垄断的行业，无一例外。

第五琦的盐政方案，被后人归纳为“民制、官收、官运、官销”。也就是除了食盐的生产由盐户完成，其他环节包括收购、转运、出售等等，都是政府来做。政府之所以要把所有环节都捏在手里，是不想假手他人，从而获取最大的利益。但是，高度国有化的弊端总是十分明显。后来的宋朝，也曾实行过这种高度国有化的官盐政策，结果宋仁宗初期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有一次问大臣：“听说外头都在埋怨食盐的品质很差，是真的吗？”大臣们回答说：“只有御膳和宫中的盐是好的，外头吃盐就跟吃土一样，难吃死了。”刘太后听后，长叹一口气：“不是这样的，御膳用的盐也多土，根本不能吃。”这就是政府把一种东西完完全全垄断后，所能呈现出来的“品质”。

第五琦的盐政方案实施几年后，唐代另一个理财大师刘晏就发现了其中潜藏的问题，于是对盐法进行完善，改为“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刘晏的改革，最大的不同是引入了商人的角色：政府只负责从盐户手中收购食盐，再转手卖给盐商，中间的差价就是国家的财税；至于后面的转销环节，政府抽身出来，直接交由商人去办。这虽然也是国家专卖制度，但政府大包揽的程度相对有所降低了。

刘晏的盐政改革，影响很大。帝制时代叱咤风云的盐商阶层，就是在刘晏改革后产生的。而且，盐商“不属州县属天子”，中央直管，可想而知，在垄断行业里分得一杯羹，迅速积累财富那是分分钟的事。史书记载，唐朝一个名叫龚播的人，出身贫困，以贩卖蔬菜瓜果为业，刘晏改革后逮住时机，成为政府认定的盐商，获利丰厚，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然跃升为四川地区的首富。真是典型的站在政策风口上，猪也能飞。

伴随着一批盐业巨富的诞生，朝廷则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根据史书记载，刘晏主持盐政近20年间，把政府盐利收入从40万缗提高到了600万缗。盐利收入，占到唐朝财税收入的一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以后的朝代，对盐利的依赖同样有增无减。最高峰时，南宋高宗时期，盐利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4%以上。

唐以后的朝代，除了个别时期，基本都沿用刘晏的盐政政策，长达850年。一直到明朝万历后期，才被袁世振主导推行的纲运法所取代——政府不再收盐，由盐商直接向盐户收购运销，即实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盐商专卖制。而晚明的这一新政策，则开启了此后绵延300余年权力寻租最高峰的红顶商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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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寻租是垄断的衍生品。就像硬币的两面，腐败与垄断共生共存，不管朝代如何更替。这不是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

唐朝中叶以后1100多年的帝制时代，每个朝代的政府都对盐政进行过或多或少的改革，但其核心目的，不在于打破垄断，而在于堵塞漏卮，尽可能提高政府的盐利收入。这就决定了无论如何改革盐政，权力寻租和腐败都如蝇附膻，驱之不去。

刘晏在政府盐业垄断中引入盐商群体，是以“官商共利”的形式，让商人协助政府攫取盐利，提高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盐商实际上是政府的代理商，到了清代，大盐商甚至要替政府组织缉私队，打击私盐，成为半官半商的官商。

历史学家王家范说，历代盐法多变，此中有许多机巧，其主轴则始终是政府与盐商分割利权的纠葛。盐商的命运也随之而波动起伏，但盐商似乎是商人之中最善于利用政策、屈伸自如的蜥蜴。他又说，盐商为传统中国的特产，在帝国绝大多数年代，他们之中能暴富者，多走官商串联、权钱交易的门路，老实经营者的处境则始终不脱“艰难”两字。

从帝制时代的盐商诞生之日，他们就是权力寻租的坚定执行者、顺从者和受益者。

大盐商的暴富，并非来自赚取食盐低买高卖的差价，而是有太多附生在权力之上的生财之道。最典型的一种操作，就是盐商伙同盐政官吏一起坑朝廷。官吏允许声称凑不足巨额现钱的盐商赊销官盐，事后再把这些赊账做成坏账，能赖则赖，反正亏空的是国有资产，利益却进了个人口袋。

唐朝后期查处过一个名叫卢昂的福建盐官，不仅搜出了30万贯赃款，还从他家里发现了金床、金枕头。一个地方的盐务官员，已经贪污、奢靡到这种程度，在其背后供养他的那些大盐商，又该富到什么地步呢？

在宋代，由于盐业的暴利，使得一些军队、官员“赤膊上阵”，参与倒卖私盐，牟取暴利。南宋末期，宰相贾似道利用个人权势，指使下人大量贩卖私盐，时人写诗讽刺说：

昨夜江头长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鹾。

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

一个统治时间两三百年的王朝，必定要屡次改革盐政，为什么？每一次盐法改革初期，国家盐利收入大增，随后商蠹、官蠹必定串通起来侵蚀盐利，导致国家盐利锐减，于是不得不进行新一轮改良。但是，改良改良，越改越凉。

明朝是盐法改革最为频繁的朝代。最初实行“开中法”，要求商人押送粮食到“九边”（9个军事边镇）换取盐引，获取盐业专卖商资格，然后凭盐引到盐场兑盐，再转运到指定的销售区域内卖盐。这项政策出台后，凭借地理优势的山西、陕西商人迅速崛起，成为帝国最具实力的山陕商帮。白银盛行并成为明朝的通用货币后，政府在盐政上推出了“运司纳银制”，不用盐商运粮到边镇了，只要直接给盐务部门交纳白银，就能换得盐引。这一下，靠近两淮、浙江盐场的徽州商帮，逐渐取代山陕商帮，成为帝国盐业中新的大佬。

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盐商的轮番崛起是地理区位决定的。在地理区位的背后，其实一直隐藏着一张更深广的关系网。盐商走过的每一步，都有权力之手在操纵。水最深的一步，出现在用盐引换盐这一环节。商人们都拿着盐引到两淮盐场换盐，结果被告知，慢慢等着吧，前边还有几千号在排队呢。没有一个商人等得起三五个月，更不要说三五年，但盐务官员或其亲属家人，有本事让一个商人提前换到盐。所以，到此为止，盐商们真正的“肉搏”才刚刚开始，只是从来不是拼什么商业模式或商业创新，而是拼关系，拼后门，拼权钱交易。

从明初宣德、正统开始，已经有一批官员及其亲属活跃在盐商的背后，充当真正的大老板。到后来，这些幕后老板将权力之手继续往上摸：不是有钱有粮就能换盐引、做盐商，而是要先从他们手里买一个“中盐资格”。这种资格叫作“窝”，商人要通过钱财与关系网，从控制“窝”的人手中买“窝”，买到“窝”之后，才配称为盐商。

徽商在帝国盐业体系中，最终超越秦商和晋商，正是因为更早意识到了从事盐业资本要厚、关系要硬，所以举家族、宗族之力，把在其他行业积累起来的资本都转移到了两淮盐业中。明清时期，有资格称为“大贾”“上贾”的商人，基本都是盐商，可见这个垄断行业集聚了全国最有资本和权势的商人。

帝国盐商的兴替，是那个时代上层圈子的权力游戏。但盐商的一切付出，包括权力寻租的代价，终究是要从盐业生意中加倍赚回来的。兜兜转转，为这一切埋单的，终究还是老百姓和国家财政。

万历后期，袁世振在两淮实行“纲运法”改革，说明朝廷的盐利已经被盐业中的官商侵蚀得差不多了。“纲运法”打破了官员潜规则卖“窝”的灰色秩序，由政府直接指定资本雄厚的商人为纲运商人。这些资本雄厚的盐商以“占窝”的形式，成为承领盐引、拥有“盐纲”垄断权的纲商，相当于总经销商。纲商的出现，标志着寄生性极强的盐业垄断型大盐商的成立。

袁世振为了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对原有的大盐商“一概抚而用之”，使其成为纲商。纲商不仅有专卖权，而且有世袭性质，这无疑加剧了盐商大规模输献的行为。因为一旦成为纲商，基本就能确保子孙金山银山。可见，在垄断的前提下，无论如何改革，都逃不脱权力寻租的制度之弊。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初期，是扬州盐商最辉煌的时期，身为帝国红顶商人，盐商一个个腰缠万贯，无所不能。史载，扬州有个大盐商，钱实在多得没处花，相当郁闷。手下人给他想了个办法，用金条去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飏之，顷刻而散，天空中、草地上一片金光闪闪，大盐商这才心情转好。

但是，你以为这些大盐商一个个都是人精，都是巨富，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帝国时代的提线木偶。历史学家王家范说，这些大盐商攀缘于国家财政政策提供的非常空间，既要与政治权力同流合污，也要时时受到政治权力强烈的干预和百般勒索，更受国家政策和政治形势影响，机体脆弱，命运无常，绝没有把握自我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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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居帝国财富顶层的盐商，争斗起来尚且如此不堪；身处帝国底层的百姓，在“官商共利”的背景下，更是时刻会被牺牲掉的一群蝼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