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环境与人 瘟疫和战争（第1页）

环境与人瘟疫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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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具具的尸体从天而降时，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城的居民万万不会想到，他们以及整个欧洲的灭顶之灾开始了。

1347年，因卡法城久攻不下（今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向来习惯用生物战作为武器的蒙古人决定，用抛石机将一具具患有“黑死病”的尸体抛入城中，以求用瘟疫代兵，彻底摧毁卡法城。

正如蒙古人所愿，作为鼠疫的一种，此后黑死病在卡法城中迅速蔓延，并被城中逃出的残存居民先是带到了意大利，然后又传染到了西班牙和法国、英国，随后又急剧扩散到了整个欧洲，仅仅从1347年到1353年短短六年间，黑死病就横扫欧洲，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使得欧洲人口急剧减少了13还多，并在此后三百年间，成为游**在欧洲上空的恐怖幽灵。

作为蒙古大军所向披靡的“法宝”之一，擅长生物战的蒙古人，是人类史上最恐怖的幽灵军队，早在此前公元1211至1234年间攻灭金朝的战争中，蒙古人就开始对中国北方实行了生物战。

当时，蒙古人沿袭游牧民族的古老战术，每攻占一个地方撤退时，就故意将腐烂或患病的人或牲畜的尸体投到河流和其他水源地中；当遇到久攻不下的城市时，就故意用抛石机将患病的尸体抛入敌方城中。

此前，蒙古人在攻灭西夏国后，先是将党项人屠杀灭族。在1232年围攻金朝首都汴京（开封）的过程中，蒙古人又继续沿用生物战的套路，致使汴京城中在短短50天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经历蒙古人的扫**后，金朝统治的中国北方人口从4000多万人锐减至不足1000万人。在南宋统治、抵抗蒙古人最为坚决的四川地区，人口则从原来的1300万人锐减至仅剩下85万人。根据人口学家估计测算，在整个蒙古帝国扩张时期，蒙古人直接或间接杀掉的征服人口接近1亿人之巨，约占当时全球人口的14。

仅仅依靠屠杀，本身人数稀少的蒙古人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秘密武器，就是利用腐尸作为生物战武器，频繁向战争对手发起生物战，利用瘟疫的迅猛传播来扫**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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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生物战，并非蒙古人的首创，而是游牧部落自古以来的战争策略。

经过数十年的国力积蓄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朝军队以骑兵为主力开始向匈奴发起攻击，由此拉开了此后汉朝对匈奴长达两百年之久的骑兵大战。

面对骁勇善战的汉朝骑兵，匈奴人在多年作战中节节败退，于是开始对汉军实行生物战，当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通过将病死的牛羊弃置在汉军沿途经过的道路和水源等地，匈奴人开始利用生物战来延阻汉军的攻击，致使汉军大量人员和随军牲畜不断伤亡减员。

《汉书》在记载霍去病为何年仅23岁就英年早逝时，就特别提到了“骠骑将军（霍去病）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由于汉军大军远征，很多食材就“取食于敌”，有感染疾病的可能，这就使得匈奴人的生物战部分得逞。此后，原本在草原地区的鼠疫等疾病开始经由汉军的军士传播回到中原等内地，致使汉帝国境内大量人口因为感染疾病而死亡。

而这，也是人类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生物战争。

在汉朝与匈奴的百年大战中，从西汉中期起，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瘟疫开始在中原地区长期流行，与现代医学所定义的伤寒病的症状不一样，这种“伤寒”患者身上有血斑瘀块，现代一些研究医学史的人推断，汉代所说的伤寒有可能是与草原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其症状与鼠疫或是流行性出血热很相似。

由于当时瘟疫在汉帝国内部横行，这就使得包括汉武帝在内的上上下下认为，有巫师以木偶人埋到地下来诅咒人，而被诅咒的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最终在汉武帝晚年，这种从匈奴人的生物战发端传染而来的瘟疫，最终在汉帝国内部酿成惨祸，由于宠臣江充诬告太子以巫蛊诅咒汉武帝，汉武帝随后发兵“平乱”，致使包括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在内的数万人被杀，史称“巫蛊之祸”。

公元91年，东汉名将耿夔率军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再次大败北匈奴。至此，经历内部南北分裂和汉帝国持续两百多年之久的战争打击后，势力大减的北匈奴被迫西迁，并向西攻击当时已经安居在今阿富汗等地的大月氏人，由此推动了一拨拨的游牧民族西迁浪潮。在蛮族西迁的攻击浪潮下，罗马帝国最终逐渐衰亡。

在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中，从蒙古高原发端、由匈奴人带去的瘟疫也经由各个游牧部族，一拨拨地传导到了罗马帝国境内。公元250年，一种名为“西普里安瘟疫”的传染病降临了整个罗马帝国，空前的传染病持续了整整15年之久。高峰时期，罗马城内每天的死亡人数高达5000人，就连罗马皇帝劳第乌斯·哥特库斯也染病身亡。

当时，大瘟疫导致罗马城乡一片混乱，很多人向远方逃难，结果却扩散了病菌，由于农村枯竭、城市衰落、内战连绵，罗马帝国全面瘫痪，史称“3世纪危机”，不久，罗马皇帝被迫放弃已经大为衰败的罗马城，于公元330年将首都迁到了位处欧洲与亚洲交界处的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到了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到了公元452年，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奴人阿提拉攻陷了当时的西罗马帝国首都拉文纳，并赶走了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使得西罗马帝国名存实亡。此后，西罗马帝国苟延残喘到公元476年，拥有500多年历史的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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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古高原发端的残酷瘟疫，在逐渐摧毁罗马帝国的同时，也在摧毁着当时与罗马帝国并称为世界双雄的大汉帝国。

到了东汉后期，由于东汉帝国长期进行与西北羌族的战争，由此带来的死亡、逃难和饥荒，导致汉帝国内部的瘟疫开始大规模流行。汉灵帝时期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东汉帝国先后发生了五次大瘟疫。

当东汉朝廷面对大批民众患病死亡束手无策，甚至坐视不管时，河北巨鹿出现了一个对民间医术和巫术都很熟悉的巫师张角，他带着两个弟弟，首先在灾情特别严重的冀州一带开始传教。

在大量招收学生、培养弟子和信徒的基础上，张角创立了太平道。史书记载，张角经常拿着九节杖，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通过宣传“以善道教化天下”，张角等人利用瘟疫造成末世恐慌和关怀，仅仅十多年间，就在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八个州共招收徒众达数十万人。

公元182年，东汉帝国的瘟疫再次大规模兴起。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83年，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趁着民间瘟疫横行，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暴动口号，并在当年发起了所谓的黄巾起义，试图以太平道取代汉朝。

尽管黄巾起义仅仅十个月时间就被镇压下去，但在战争和瘟疫的助力下，却开启了长达近百年的汉末三国大乱世。从公元184年的黄巾之乱算起，当时中国的人口从汉灵帝时期的5648万人，锐减至三国鼎立时期的763万人，全国总人数锐减达85%以上。此间，除了战争死亡、饥荒外，瘟疫则是最凶猛的人口锐减凶手。

到了公元207年，当时曹操基本统一北方，但“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第二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不顾当时北方仍然民生凋敝、瘟疫横行的情况，又对南方发起了战争，这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大多注重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的齐心协力，以及周瑜等人的神妙指挥，但是隐藏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则是当时中国境内大规模的瘟疫仍然四处横行，加上曹操的军队从北方南下，在南方相对温暖的气候中，瘟疫更是在北军（曹军）中广泛流行。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公（曹操）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当时，孙吴联军打败曹军，曹操被迫烧掉剩余的船只撤退，撤退途中大量士卒又因为粮食短缺和瘟疫等，导致死亡士卒超过半数。《三国志·魏书·蒋志传》又写道：“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说明瘟疫流传不仅在军队中，而且遍及整个荆州地区。赤壁之战第二年，公元209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记载道：“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

由于赤壁之战恰逢汉末三国大乱世，剧烈的战争死亡、饥荒和瘟疫处处横行，这也成为曹操败北，最终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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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的瘟疫史来看，随着大规模战争的持续爆发，加上西汉凿空西域以后对外交流的扩大，因此，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瘟疫越来越频繁的快速发展期。

到了东汉时期，中国的瘟疫流行，开始从区域性、小范围传播转向全国性大爆发，瘟疫传播从休眠期进入高速活跃阶段，并且在西晋时达到了整个中国古代瘟疫流行的巅峰。

对于瘟疫横行的惨痛经历，曹操的儿子曹植在《说疫气》中记载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