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一人道主义运动与奴隶制的废除（第1页）

一、人道主义运动与奴隶制的废除

19世纪最初30年里，奴隶制问题成为英国社会舆论的焦点，它在英国社会各阶层引起的广泛关注，甚至压倒了同时期加拿大等移民殖民地的问题。

奴隶贸易是英国和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持续几百年的奴隶贸易使大约1100万的非洲黑人被贩卖到美洲成为奴隶。[4]

奴隶贸易带来了美洲特别是加勒比地区奴隶种植园经济的繁荣，而种植园经济的繁荣又反过来刺激了奴隶贸易的兴盛，使它在18世纪达到了顶峰。此时大部分奴隶贸易已落入英国人之手，即便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打击，也没有动摇英国作为世界最大奴隶贩卖国的地位。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格拉斯哥的商人们，在著名的“英国—西非—加勒比北美”三角贸易中攫取了极大的利润。

大致从18世纪中期起，奴隶贸易开始在英国国内以及北美殖民地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谴责。最先向罪恶的奴隶贸易发起攻击的是基督教福音教派和教友会教派，他们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同情非洲黑人奴隶的苦难与不幸，认为奴隶贸易是一种邪恶。亚当·斯密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明确指出奴隶劳动是不值得的：“从所有的时代和国家的经验来看，由自由人来做的工作，最终要比由奴隶来做的工作更便宜。”[5]

在奴隶贸易和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经济带来的巨大利润面前，对奴隶贸易发出的呐喊声最初显得十分无力。但到了18世纪末，随着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的意识得到很大普及，无论是人道主义的“邪恶说”还是自由主义的“昂贵说”，都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与认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奴隶贸易运动并取得了胜利。1807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废止各种形式奴隶贸易的法案，成为世界上最先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的国家。

在那之后整个奴隶贸易并没有真正停止，而是以走私等形式又继续了半个多世纪。例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仍大肆贩卖黑奴，而19世纪初期安哥拉财政收入的45都是来自奴隶出口的税收[6]，40年代在西非花4英镑购买一个黑奴，在巴西却能卖到150英镑。[7]

虽然直到19世纪60年代西欧国家的贩奴活动才完全终止，但英国官方的立场却并非虚妄，也很难说只是表面文章。一个有力的论据是：整个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皇家海军的炮舰在非洲海岸巡弋，任务之一就是拦截和打击奴隶走私船只，19世纪初英国用于缉捕贩奴船的海军巡逻开支每年达75万英镑，相当于和平时期政府支出的2%。[8]

英国还努力促成其他欧洲国家禁止奴隶贸易，除了在维也纳会议上将反对奴隶贸易内容写进会议的决议，它还分别于1820年、1830年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40万和30万英镑的补偿，作为两国宣布结束奴隶贸易的回报。[9]

尽管美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并不信守诺言，使皇家海军的缉捕拦截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收效甚微，以至于墨尔本首相曾无奈地表示，“面对着100%乃至更高的利润，宗教、道德、法律、劝告和巡逻都一无用处”，[10]但英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此外，由于废奴主义者的宣传，英国民众对奴隶贸易的反感和憎恶愈益强烈，帕默斯顿在下院的一次发言，堪称是谴责奴隶贸易的经典：“我敢说，如果人类自被创造以来直至今天所犯下的所有其他罪行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能等于或超过这一由人类与恶魔般的贸易相联系而产生的罪行。”[11]

对于英国率先废除奴隶贸易的动机，不同国家和时代的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一般来说，较早的学者归结为人道主义的胜利，较近的学者则强调经济动因，即奴隶制已经不再有利可图。[12]其实，不论片面强调哪一个，得出的结论显然都失之偏颇。

人道主义思想和废奴主义运动的出现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它是当时英国社会一种与基督教教义相吻合的朴素平等思想的反映，即认为“所有人的灵魂在上帝眼中都是相同的”[13]，不同人种在本质上是平等的，相互之间只有历史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没有种族的优劣之分。人道主义诉诸人类的良知与同情心，他们对奴隶贸易的谴责唤起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对黑人奴隶不幸的普遍同情。

然而，当奴隶贸易和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尚处在繁荣兴盛之时，道德的批判和舆论的力量是软弱的。历史学家们发现：英国的土地所有者希望能娶一个西印度商人的女儿，用得到的钱来改进自己的地产和农场经营；工厂主和商人们则从蔗糖种植园主的银行借钱，以投资贸易和生产。[14]各种依赖于西印度奴隶制经济的人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使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步履艰难。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作出奴隶劳动并不经济的分析和预言，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强大冲击，但就像他对自由贸易的呼吁必然要经历工业革命的洗礼才能最终实现一样，他的分析和结论也只能在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和人道主义思想一起，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说，关于奴隶贸易的终止，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是：人道主义的宣传鼓动和经济学的冷静分析，自始至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思想启蒙作用，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和英国向世界级强国的迈进，则是终止奴隶贸易的物质力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反奴隶贸易运动的胜利，并为1833年整个英帝国境内奴隶制度的彻底废除开辟了道路。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道主义运动中起着领袖和统帅作用的，是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Wilberforce1759—1833）。

威尔伯福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福音教派教徒，早年曾经渴望教士的生涯，但最终放弃了宗教职业梦想，献身于废除奴隶贸易的事业。他利用自己从1780年直到1825年长期担任下院议员的机会，充分利用议会讲坛，先后于1789年、1791年、1795年、1804年向议会提出废除奴隶贸易议案。在遭到多次拒绝之后，他的1804年议案终于被下院通过，但却在上院被否决。尽管如此，进入19世纪后，强大的西印度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废奴主义逐渐在议会赢得了支持，1806年由时任政府外交大臣的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JamesFox1749—1806）提出的废除议案，于次年终于获得议会上下两院通过。

威尔伯福斯仿佛是个注定与废奴运动相伴终生的人，取得禁止奴隶贸易这一重大胜利之后，他继续致力于整个奴隶制度的废除，1833年格雷的辉格党政府宣布在全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不久威尔伯福斯便离开人世。

和废除奴隶贸易比起来，废除奴隶制度的斗争在世界范围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但坚冰既然已经打破，航道也就通畅多了。这是因为，一方面，19世纪以来血腥残酷的奴隶制度已经是声名狼藉；另一方面，1815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很快进入飞跃发展阶段，殖民地已经不能吸收它大量的机器制成品，从20年代起英国工业品开始大规模向西欧市场进军，哈斯基森的关税政策改革，已清楚表现出英国人获取帝国范围以外更大市场的眼光与渴望，亚当·斯密当年关于奴隶劳动在经济上效率低并且无助于扩大市场的学理分析，开始真正为人们所认同。和英国即将确立的世界工厂地位相比，和英国即将获得的世界市场相比，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种植园经济自然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