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四征服者与开化者（第1页）

四、征服者与开化者

《帝国斜阳》的作者布莱恩·拉平指出：“在20世纪以前，征服遥远的地方，然后在本土遥遥地加以统治，曾广泛地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英国人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征服者，这些征服者充满自信地称被它们征服的地区为一个帝国。”[143]

事实上，对19世纪的英国人来说，拥有并统治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不仅仅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它更是英国人所担负的责任，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这样的信念在英国人的心中可以说根深蒂固、历久不衰，几乎成了一种信仰，一种能够让英国人在道德上得到极大心理满足的信仰。从政治家到普通民众，从传教士到殖民官员，从自由党人到保守党人，从帝国的思想者到实践者，无不认同这一信念。

19世纪上半期出现许多宣扬英国人文明使命的文章与小册子，鼓吹英国人被上帝选中来从事向全球传播文明的事业。1835年库克（W。B。Cook）发表《殖民的政策》，宣称英国人的殖民是“光荣的、博爱的事业”：“让不列颠人的儿女们将文明带到这些遥远的海岸吧，未来的时代将会为他们的进取精神而欢呼。上帝在赠与这个快乐国家领土方面一直是慷慨的，难道我们要忽视他的宠爱吗？”[144]1844年，后来长期担任殖民部常务次官的赫尔曼·梅里韦尔（HermanMerivale）评论道：“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种本能的感情：我们的名声和民族的命运不在这个我们所占据的狭窄海岛上；英格兰的精神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感情存在于我们的语言、商业和我们的工业中。”[145]

从留存下来的各种英国历史文献，特别是那些著名政界人物的议会演说、官方文件以及私人书信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那就是“文明”（civilization）。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这个词的含义十分广泛，几乎可以涵盖所有关于英帝国、西方文明以及不列颠民族的观念。

在英帝国的辞典里，“文明”就像是个巨大的箩筐，将许许多多英国人引以为荣的东西都装了进去：它既代表整个西方的科技、宗教与思想文化，也代表英国的宪政制度、工业产品及海军舰队；既代表不列颠民族的优越、自信与骄傲，也代表白人的责任、使命和负担；它既意味着鸦片、纺织品、圣经、大炮，也表现为教堂、铁路、医院、学校；既意味着掠夺、征服与杀戮，也表现为保护、怜悯与同情。很显然，这种文明所针对的对象是帝国境内外的各有色人种，并不包括一般意义上帝国海外殖民地的白人移民，尤其是英国血统的移民。

这样一种文明的理念，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西方（即欧洲）的文明在发展阶段上远远超越了世界所有其他地区，不列颠更是处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阶梯的顶端，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因此英国人不仅有权利，更有责任向全世界传播文明的福音，即所谓“天定命运”。

在英帝国的组成中，今天的人们容易忽视“殖民地”与“帝国属地”的区别，往往将两者等同起来。其实就其原初意义来说，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殖民地”主要由英国人移民垦殖开发而形成，“帝国属地”则是英国通过武力征服等手段而获得。尽管印度通常也被称作英国的殖民地，但它在性质上与那些移民殖民地完全不同，英国对其采取的统治政策也不同。因此，19世纪的“殖民地”概念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广义上，英帝国所有的海外领土都可以称作英国的殖民地；而狭义上，则仅指白人移民殖民地。例如恩格斯在1882年给考茨基的信中，就曾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由欧洲人居住的地方为“真正的殖民地”[146]。

英国人从来都认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是英国领土在海外的延伸，移民殖民地是“特别的英国社区”[147]，那些离开本土迁往殖民地的英国人，也依旧是英国臣民。1864年，《自由新闻报》（LiberalDailyNews）写道：“我们抱着同情的兴趣，关注着我们所拓殖的国家的命运，因为它们的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是我们文明的共享者，它们在新的、陌生环境中所显露的个性是来自我们自己。”[148]而1862年《泰晤士报》坚定地认为：“殖民地人民是英国臣民，他们拥有和我们自己一样的权利，只要他们选择留在帝国，母国就无权剥夺他们的继承权。”[149]

对于帝国境内的有色人种，如印度人、黑人以及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土著人，英国人的心态有些复杂，这是一种混合着怜悯与蔑视的情感。怜悯，基于黑人奴隶的悲惨境遇以及土著人民的生存状态，是受理性与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蔑视，则基于非欧民族社会的落后与愚昧，是出自居高临下的欧洲人本能的反应。不管是怜悯还是蔑视，都源于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受到上帝庇护的最优秀的种族，而所有的非欧人都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天意授予了英国人神圣的使命，要将英国的制度、文化、语言和宗教，将文明和进步带给他们。

于是，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引下，英国人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与传播文明挂上了钩。换句话说，英国人坚信自己既是征服者、统治者，同时又是开化者，负有对所有落后民族和非基督徒进行文明教化的责任与使命。例如，废奴主义运动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就把在印度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看作“所有事业中最伟大的事业”，号召传教士们“用逐渐介绍和建立我们自己原则、观念、法律、制度以及习惯的方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其中最重要的是作为所有进步来源的我们的宗教，以及我们的道德”[150]。

许多英帝国史的研究者们发现：帝国的信条会使人们对帝国的热忱成为一种本能，帝国的存在本身会自然地产生帝国主义者。[151]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巨大优越感，对“文明使命”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日不落帝国”的无比自豪，相互交织在一起，使英国人确信自己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898年，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爵士（WilfridLaurier1841—1919）宣称：“除了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法国和我们相等，甚至高出我们以外，在造就一个伟大民族的所有方面，在进行殖民的力量，在贸易和商业，在文明的更高手段上，英格兰不仅优于现代世界所有的国家，而且也超越古代历史上的所有国家。”[152]

事实上，维多利亚末期英国人的这种强烈自豪感，在整个19世纪的英国社会无处不见。正如P。J。马歇尔所指出的：尽管帝国的宣传在后来可能更为响亮，但英国人对不列颠能够影响世界并使之更加美好的自信，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达到顶点。[153]我们从对英国社会产生持久影响的人道主义运动，以及英国人在印度的作为，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兴起于18世纪末的人道主义思想及其活动，虽然始终与福音教派运动密切相关，但它之所以能在一个长时期内兴盛不衰，成为整个19世纪上半期英国社会一支最活跃的社会力量，本质上正是英国人“文明使者”信念的反映。

人道主义运动的目标，在英帝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分别集中于反对奴隶贸易、反对奴隶制度以及保护帝国境内土著人等领域，其中废止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呼吁，对英国各个社会阶层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最大。在1833年成功取得从法律上废除帝国全境奴隶制的胜利之后，人道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立即将关注的目光指向帝国各殖民地和属地的土著人民。

1837年，议会成立由废奴主义运动领袖巴克斯顿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会在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帝国的显著好处，已被授予“一些比商业繁荣和军事威名更高尚的目的”[154]，敦促政府要将基督教、合法的商业、文明的好处，以及仁慈的政府，带给那些在英国海外扩张中聚集在帝国的“未受教育、无防卫能力的野蛮人”。

这份报告不仅提出了关注土著人要比追求商业繁荣和军事威名更加高尚的道德观念，而且突出强调了由伯克提出的“托管人职责”（trusteeship）思想，指出“对土著人民的保护应当被看作是特别属于政府的责任”[155]，从而使它成为19世纪帝国政策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

所谓“托管人职责”，主要是指欧洲人有责任致力于非欧“落后”

民族的保护、福利与进步。[156]1837年，在巴克斯顿和医生霍奇金（Hodgking）的组织下，“土著人保护协会”（BritishandFnAbiioy）在伦敦成立，尽管保护土著人权利与利益的鼓动宣传，在英国政界和普通民众中产生的共鸣与认同不能与反奴隶制运动相比[157]，但它存在和活动的时间却一直持续到20世纪，并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些让人称道的成就。例如，美国内战期间，协会与反奴隶制协会一道派人奔赴美国，帮助改善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自由黑人的命运。1865年，协会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结束黄金海岸的奴隶制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土著人保护协会”“讨厌的”人道主义干预，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政治与商业利益集团的谴责，而与此同时，尽管协会代表着“帝国的良心”，并以“殖民地托管人”自居，它仍和英国各个传教协会组织一样，被看作是“帝国的代理人”。例如，1843年，协会在国内进行游说，要求英国兼并纳塔尔（Natal）；70年代初，协会又赞成英国对斐济（Fiji）的兼并。

因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有时变成帝国（扩张）运动本身的一部分”[158]。事实上，协会的宗旨应当说基本是前后一致的，它的行为与其宗旨也并不矛盾，主张兼并纳塔尔，理由是可使当地非洲人免受布尔人的统治；赞同兼并斐济，也同样是因为可以保护斐济人的权利。这种思维方式及其结论，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谬，但却与“文明的使命”，与“托管人”的概念并行不悖，或者说，这正是他们在文明使命驱使下行使托管人责任的结果。

和英国各个传教协会组织一样，“土著人保护协会”无疑是帝国的坚定支持者，所不同的是，协会在人道主义立场指引下，试图充当帝国境内落后民族与有色人种“监护人”的角色，他们和传教组织及传教士令人尴尬的命运，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解释。

首先是因为，他们所要给予非欧民族的“保护”和带来的“福音”，完全是一种外来的、强加的“文明”，极易引起当地人民和社会的排斥抵触，这就决定了他们自以为的虔诚、真实和善意，其实际效果可能与出发点大相径庭。

其次是因为，协会所有的活动以及英国人在海外的传教事业，都是在一种不加掩饰的怜悯、恩赐态度下进行的，尽管他们从不怀疑自己在道德上的高尚甚至献身精神，但这些活动本身与帝国的扩张以及殖民统治相伴随，居高临下的“文明开化者”心态，以及西方人骨子里对有色人种与落后民族根深蒂固的蔑视，都使他们的事业大打折扣。

许多历史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英国人在传播自己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时所面临的处境，并作了基本客观的描述与分析。例如，《1815年以来的世界现代史》一书的作者指出：那些家境良好的年轻人离开家乡故土，在促进人性的信念支撑下，在热带和野蛮的地方度过长期孤独的岁月。他们将正义的观念带给野蛮人，制止对奴隶的抢劫、拷打，与迷信和疾病作战斗。“但是，这些成就不管多么真实，所有都太明显地伴随着自我利益，并以令人不能忍受的自鸣得意，和对人类其他种族的十足恩赐态度表现出来。”[159]

在自由帝国成长壮大并走向鼎盛的过程中，人道主义思想和“文明开化”的使命，不断地以冲突和悖论的方式展现出来，其中最令人迷惑也最容易引起争论的，莫过于不列颠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帝国给印度到底带来的是什么？是文明与进步，还是停滞与落后？这不论是对英帝国的同时代人，还是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都似乎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一个不论持正方、反方立场都能同时找到大量论据的历史辩题。

在许多英国及西方国家学者看来，英国人在印度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改革进步的故事，是英国在按照西方模式改造印度的故事：英国人禁止了印度的寡妇殉夫（suttee）、劫杀旅客（thuggee）以及溺死女婴、不准寡妇再嫁等恶俗陋习；英国人在印度开办工厂、修筑铁路、兴修水利、创办报纸、开办学校、兴建医院；英国人为印度带来了现代法律和西方式教育体系；英国人给印度带来新的土地私有制度、文官制度和民选咨议会，培养了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教育的知识阶层，造就了一个统一、有秩序、和平的印度。1828—1835年的印度总督本廷克勋爵（LordWilliamdishBentinck1774—1839）在推行各项改革时曾宣布：“英国的伟大应当建筑在印度的幸福之上。”[160]因此，英国人毫无疑问是在实现其文明开化的责任与使命。

而与此同时，在印度及一些东方国家学者的眼里，印度的近代历史充满奴役、压迫、贫穷和苦难：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明目张胆的压榨与掠夺；公司的“分而治之”统治手法导致印度的分裂、混乱；英国的廉价纺织品扫**印度，摧毁了印度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手工棉纺织业；公司摧毁了印度的土地制度和农村公社制度，带来了地主、中间商、税吏、高利贷者；殖民统治破坏了印度的农业，致使农民陷于长期的极度贫困，使无数印度人死于饥荒。因此，英国人带给印度人民的是无穷的灾难。殖民当局的改革是为了“稳定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统治，为进一步进行殖民侵略和掠夺作准备”；创办近代教育，是为了“实行愚民政策”；至于修筑运河、铁路，开办工厂及电报通讯等等，则是“为了英国资产阶级便于对印度人民的掠夺”[161]。

同样是真实的历史事实，不同的立场和视角看到的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历史画面。但两种结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评判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这样，前者往往集中于英国人在印度促进西方文明的善意与成果，而后者几乎一无例外地集中于殖民主义统治的虚伪与罪恶。显然，如果不跳出这种思维模式，问题就只能永远处在无休止的尖锐对立和激烈论争之中。

一些学者试图尽量客观地作出判断。例如约翰·西利就曾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在学术研究上，我们要注意避免报刊上乐观主义的陈词滥调。我们西方的文明也许并不绝对如我们喜欢想象的那样是极好的东西。”[162]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茨认为：“英国的统治是一个利弊兼有、祸福相依的事情。它确实带来了和平，建立了秩序和统一，也推动了现代化。……然而它的现代化只走了一半。……比较实在地说，就和平、政治进步和产生了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阶层而言，英国对帝国统治的自豪是颇有道理的。”而英国统治的弊端，“其一是英国人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传统完全漠视，其二是他们没有让印度向自治独立方向发展”[163]。他同时还尖锐指出，英国人对1857年印度土兵起义的镇压是血腥的，“其残酷的屠杀，显示了英国人也可以将文明的假面具撕下来”[164]。这种利弊参半的看法与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的结论相比较，已经体现出了进步，但让人感觉视野还不够开阔，还是在围绕具体的帝国统治本身打转转。

对于这种文明与罪恶相伴，进步与毁灭共存，仁慈与专制并行的历史现象，到底应如何看待？《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一书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作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既用道德标准又用科学标准来把握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方法，将印度的被征服以及英国的殖民统治，放到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大背景下，强调指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看法，正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殖民扩张使非欧世界的“野蛮”社会现代化了。因为在缺少变化和现代化机制的国家，来自外部的刺激就成了启动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前提。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造成的必然结果。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必须加以克服的历史现象。因此，肯定殖民主义对非欧社会产生了社会变化和现代化效应，决不等于在道德上为殖民主义作辩护。必须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殖民主义的必然性。[165]

的确，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及其衍生物殖民主义的深刻批判，尤其是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强烈谴责，是最为激烈尖锐的，但恰恰是马克思在1853年提出了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著名论断：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