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过春节了。
初三的那天晚上下大雪,天黑漆漆的,风在窗外做鬼叫。
我烤着炭火,暖洋洋地看电视。母亲则和挺着大肚的妻一起聊大天,讨论那肚子里头的接班人是男还是女。
有人敲门。
问谁,却不见答话。疑疑惑惑地,我起身去开。
挟着风雪,挤进来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脱去帽子,围巾和大口罩——罗闽仔!
母亲和妻略知道些机关的风风雨雨,勉强寒暄几句,就避开。
我则大喜过望,紧紧握住那双冰冷的手,急切地问一句:“怎么,放了你?”
闽仔笑:“放?娘希匹!”
我一阵紧张:“怎地,偷跑的——”
“不,来赴宴。”
原来,闽仔是被单独“隔离”在地区电影发行公司的小仓库里。在风头浪尖时,局里打算将他交给公安局法办,不知怎么的,拖过了火候,公安局的人再不来照面,只留下话,要机关把材料搞落实了再说。看管闽仔的两个小伙子是放映员,时间一长,竟和闽仔暗暗成了哥儿们。过春节,都闷得慌,有朋友请客,两个“狱卒”耐不得寂寞,要出来喝酒,又不能丢下“犯人”不管,就索性让闽仔一起同行了。
说也凑巧,宴客的主人就和我们家住在一个家属院。闽仔说明了来我这里坐坐,两个“狱卒”竟应允了。
这听起来,简直是海外奇谈。我们俩相对捧腹,开怀大笑。
我备酒。
闽仔一脸的庄重,紧紧拉住我的手解释说:“深夜来访并无他意,只是要见你一见,当面道歉。弟兄对不起你,写材料揭发了你!你不知道,方瑞那家伙,有一段对你的事逼得紧哩!”
我心里一热,赶忙止住他。
“再别说这个,我能理解。不把你压得精神崩溃,是不会出这种事的。”
他神经质地频频摇着头:“你不知道他们怎么搞,你不知道他们怎么搞,娘希匹,娘希匹……”
“听说是把你从农村捆来的?”
“五花大绑娘希匹’!方瑞亲自去的,说是局里来人看望我。我从稻场上回来。一进屋,一枪托打在腿窝上,十几条枪逼上来……”
我叹口气。
“放猪一样捆呐,放猪一样捆呐……”他失神地叨叨着。
“前些时,我在机关见到你老婆了。”我说。
“我一直没见过,还有孩子,我那个大头。娘希匹,《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他们让她写,让孩子写,离婚,攻心战……”
他手抖起来,眼圈红了。
“算了,别想,都会过去的。”我说。
“别想?记一辈子!他们怎么审的,娘希匹,公安局的把手枪掏出来,在桌上拍得‘啪啪’响……还这个样,这个样。讲不讲,不讲毙了你!你的言论,够死罪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