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第2章 您是全欧洲最棒的记者（第1页）

第2章　“您是全欧洲最棒的记者”

吉尔·怀南特抵达美国驻英使馆后，惊奇地发现美国首任驻英大使约翰·亚当斯（JohnAdams）的官邸居然就在大使馆的旁边。使馆和亚当斯的官邸都位于伦敦格罗夫纳广场，18世纪初，英国爵士理查德·格罗夫纳修建了这座时尚气息浓厚的广场。一位当代作家是这样描述的：“建造完成之后，广场立即成为整个伦敦的高尚地带。”

广场周边环绕着数十座乔治王朝时代的住宅，其中就包括约翰·亚当斯和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Adams）1785—1788年间租下的这座官邸。广场中间是乔治一世镀金像，周围是规整的园林和砾石小径。这的确是个宽敞的宜居之地，然而，首任驻英使节面对的却是对北美殖民地的反叛仍然耿耿于怀的英格兰。

和其他英国人一样，亚当斯夫妇的英国贵族邻居们（其中就包括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诺斯勋爵）对这对美国夫妇给足了倨傲的白眼，“哼，美国大使！”伦敦报纸《公共广告人》充满不屑地写道，“天哪，这都是什么口音呀！”英国政界中很少有人相信新生的美国能够存活下来。即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来，他们也会尽量不去理会它派出的代表的。在写给身在祖国的一位朋友的信件中，亚当斯写道：“英国人恨我们。”阿比盖尔·亚当斯对英国人的做派嗤之以鼻，认为“精心计算出的彬彬有礼和伪善的冷漠掩盖了他们恶毒的内心”。1785年，她在给妹妹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永远不会和这些人有什么过多的交往，我们互相之间都不喜欢。”三年后，美国国会批准了亚当斯离开伦敦回国的申请，阿比盖尔欣喜若狂，“也许多年以后，有人对以美国大使的身份常驻英国感到十分高兴，但是眼下英国人的情绪却使得这份工作如坐针毡……”

后来的美国使节们发现，英国人对待美国表兄高人一等的态度并未有多少改观。19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驻英国利物浦总领事纳撒尼尔·霍桑写道：“这些人自视甚高，又瞧不起人，我真的没有那份宽广的心胸和他们和平共处。”大约30年以后，知名编辑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RussellLowell），首任驻英大使亚当斯最新的继任者，也是满腔激愤，“要打造健康的两国关系，唯一的途径是消除他们心目中美国人是低人一等的被驱逐者的固有看法”。

但是，这一情况到1941年发生了变化。英国人现在如此需要美国，以至于公开向后者屈尊示好。如果阿比盖尔·亚当斯的灵魂飘到伦敦格罗夫纳广场，她一定会为广场的巨大变化震惊不已，也会因为看到美国大使在英国的新地位而瞠目结舌。

尽管格罗夫纳广场仍是人们的喜爱之地，但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庄严宏伟的旧房子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新乔治亚式的奢侈公寓和写字楼，其中一栋就是美国大使馆。大使馆位于格罗夫纳广场9号，以前曾是亚当斯夫妇的官邸，是少数几栋保存至今的18世纪建筑之一。战争带来的变化不止这些。德国炸弹炸毁了广场上的几栋建筑，广场中间布满了灰尘，服务车辆和低矮的木屋取代了曾经的草坪和网球场。在木屋里办公的是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的成员，她们负责管理飘**在伦敦上空的防空气球，人们亲切地把防空气球称为“罗密欧”。

英国人对待约翰·亚当斯和吉尔·怀南特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不再被看作暴发户，而是决定英国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英王、政府领导和媒体对待英国大使简直是众星捧月，绝不仅仅是热烈欢迎那么简单。怀南特到任后不久，举办了首次新闻发布会。报名参加的记者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发布会不得不分两场召开，一场向英国和欧洲记者开放，另一场向美国记者开放。

虽然说新大使在英国的待遇远远好于约翰·亚当斯当年的遭遇，但在其他方面，两人却有很多共同之处。亚当斯的好友乔纳森·瑟威尔（JonathanSewell）对亚当斯的描述同样也适用于怀南特，“他不跳舞，不喝酒，不打牌，不阿谀奉承，不信口承诺，不和男士说长道短，不和女士打情骂俏；简言之，他身上没有朝中重臣常见的各种毛病”。

在这两场发布会上，怀南特的表现一如既往地害羞，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声音轻柔而且不连贯，一位英国记者这样写道：“他吐词缓慢，根本没必要安排速记。”在几十个闪光灯的一片闪烁中，他不安地在办公室踱步，记者连珠炮似的抛出问题。他对记者表示，这次没有太多要说的，待他安顿下来后，会再次与记者会面，那时大家再交流。换作别人，如此缄默少言的表现早就惹毛了伦敦报界那些久经沙场的记者。但是怀南特却再次俘获人心。《华盛顿明星晚报》的标题是“怀南特在伦敦留下绝佳印象”。《新闻纪事报》写道：“在记者会的前五分钟，他就靠自己的魅力、与众不同和显而易见的真诚与诚实赢得了全英国乃至整个大不列颠帝国记者的同情之心。”

记者们还强调了怀南特与他前任约瑟夫·肯尼迪的迥异之处，后者热爱交际，说话直言不讳，曾聘请《纽约时报》前记者替他在伦敦处理公共关系。而且，肯尼迪对英美联合记者团竭尽讨好之能事。《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比尔·斯通曼（BillStoneman）在参加完怀南特会见美国记者的发布会之后说道：“抛开他的政治观点不论，肯尼迪先生在报界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那些此前从未见过怀南特的人们也一致认为，怀南特轻声细语的讲话方式恰恰成为他的宝贵优势。”

发布会期间坐在怀南特办公室后面的一个瘦高个广播电台记者也对此深信不疑。说得好听一点，约瑟夫·肯尼迪从来不对爱德华·R。默罗的胃口。过去几个月里，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分支的负责人一直在游说华盛顿换掉肯尼迪，他对肯尼迪可谓厌恶至极，却对怀南特崇敬有加。

到了1941年，默罗已然成为伦敦最知名的美国人，《斯克里布纳杂志》写道：“说到美国对外国新闻的反应，这位记者的影响力之大远在他的同行之上。”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默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同事成为欧洲新闻的主要来源。

但是，四年前，当默罗想要加入伦敦的美国外国记者协会时，这个权威组织拒绝了他的申请，而且拒绝的理由无懈可击：默罗在1937年刚抵达伦敦时连一天的记者经历都没有。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部主任，他接到的任务主要是沟通协调并安排现成的广播节目，从国际联盟的辩论到维也纳和布拉格的男孩合唱团音乐会。那个时代，不管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是美国另一家主要广播网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尚未聘请记者走遍世界各地为本国听众进行报道。

然而，默罗将要改变这一切。随着战争威胁临近，他说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威廉·佩利（aley），组建了自己的记者团队，后来，这批记者被称为“默罗男孩”。1940年9月，当德国人开始残酷空袭伦敦时，默罗抵达伦敦以来所做的准备工作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伦敦大轰炸的几大特点非常适合广播报道：即时性，戏剧性，尤其是各种声音，包括尖锐的警报声、炸弹的呼啸声、防空炮火的爆炸声，现场感十足。其他任何媒体都无法向美国人民如此有力地传递战争的惨烈。

收听默罗以那句著名的“这里是伦敦”开场的广播报道成为全美国人民的一个习惯。靠咖啡和香烟支撑，默罗每天工作18个小时，成为战时伦敦的知名记者。他用一个个微小的细节来描述当城市甚至全世界濒临毁灭之时，人们如何挣扎着活下去。《圣彼得堡时报》出版商兼编辑纳尔逊·波因特（NelsonPoynter）在写给默罗的信中说：“您是全欧洲最棒的记者，不仅因为您在所有工作中都如此出色，而且还用家长里短式的简单叙事揭示了如此可怕的梦魇般的事实。”

通过报道，默罗还赢得了听众的信任。他在报道时开始更加频繁地暗示英国无法独自支撑，美国应该参战，他的观众开始认为：也许默罗是正确的。成百上千名美国人给他写信，表示默罗的报道让他们不再相信美国可以通过援助英国而置身事外、独善其身。1940年9月，盖洛普民意测试结果表明，39％的美国人支持加大力度援助英国。一个月后，随着德国轰炸伦敦，默罗将现场报道传回美国千家万户，这一比例增加到54％。

1941年，设在纽约的美国海外记者俱乐部将上年度“最佳广播记者”的称号颁给默罗。在他32岁这年，默罗终于成名。报纸和杂志争相报道他的事迹，他的广播内容被印成文字在美国报纸专栏中发表。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同事威廉·夏勒从纽约来信：“你是广播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人。”

现在，默罗成为伦敦的重要人物，华盛顿的官方人物都从他那里打探英国政府和人民的情况，并获得相关指导。他的座上客包括总统最信任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Hopkins）。1941年1月，霍普金斯受罗斯福指派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在抵达伦敦几个小时后，他就邀请默罗共进晚餐。他对默罗说，自己到伦敦的任务是“在两国元首间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我要了解丘吉尔本人和他午夜以后会见的都是怎样的人”。

由于默罗与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其他高官关系紧密，霍普金斯需要了解的情况他都可以提供。丘吉尔非常清楚默罗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对英国抵抗事业的重要性，自从就任首相以来，丘吉尔始终不遗余力培养和他们的关系。英国同行们语带醋味地说道：“美国记者现在相当重要，他们受到的礼遇仅次于上帝。”当英国官员拒绝默罗在伦敦大轰炸期间搞现场广播时，丘吉尔立刻出面批准了此事。

首相愿意为任何有助于说服美国援助英国的活动大开绿灯。

1940年年末，随着两人的夫人成为朋友并合作开展一个由美国人资助、为因轰炸无家可归的英国人捐助衣物和其他物资的项目，默罗与丘吉尔之间也开始向私人友情发展。默罗和夫人珍妮特都是唐宁街10号的常客。一次，当珍妮特与克莱门蒂娜·丘吉尔（eChurchill）共进午餐后，默罗去接她，首相从书房里出来，招呼默罗进去，“真高兴又看到您，”丘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有时间喝几杯威士忌吗？”

与他在伦敦的记者同事一样，默罗对英国人满怀同情。尽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高层支持美国中立，但是在他看来，这政策完全不切实际，没有考虑到纳粹德国与同盟国之间巨大的道德落差。默罗曾报道过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亲眼看到纳粹暴徒烧毁犹太人商店，强迫犹太拉比跪地清洗人行道，将犹太人打得失去意识。一天晚上，默罗正在维也纳的酒吧喝酒，一个有闪米特人特征的男人站在他的身旁，突然，这人从兜里掏出一把剃刀，割向自己的喉咙。回到伦敦后，他目睹的这些暴行、这些惨剧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向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位朋友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多年以后，这位朋友说道：“我还记得他描述的可怕情景，以及他在讲述这一切时的痛苦表情。”默罗的另一位朋友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hGalbraith）说：“德奥合并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

默罗深信德国将威胁整个世界，非常清楚英国存在的重要性，因此毫不掩饰对约瑟夫·肯尼迪和他绥靖主义立场的不屑。尽管他从未在报道中直接批评肯尼迪，但他曾在一次广播中兴致盎然地引用绥靖主义反对者、英国国会议员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Ni）在一篇杂志专栏中攻击肯尼迪的一段话。默罗对肯尼迪可谓厌恶至极，战后不久，他的一位朋友曾造访肯尼迪在棕榈滩的住宅，结果被默罗一顿狠批。他说，和这位前大使打交道不啻与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戈林（HermannGring）勾勾搭搭。默罗深信，“英国人会挺过去的”。“默罗男孩”成员之一埃里克·塞瓦雷德（EricSevareid）回忆说：“他对所有失败主义路线者都怒火冲天，即使在私下对话中也是如此。”

1940年年底，当默罗发现肯尼迪将要离任回美时，他立刻敦促自己在罗斯福政府中的故交，请他们为吉尔·怀南特继任驻英大使说项。尽管年龄相差20岁，20世纪30年代早期怀南特在国际劳工组织日内瓦总部任职时，两人就已建立友谊。“默罗非常尊敬怀南特”，两人共同的朋友回忆说。根据他们的回忆，两人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是性格内向之人，都具备奉献精神，在一个频道上”。与怀南特一样，默罗“有着强烈的社会良知，希望个人和政府达到较高的道德标准”，塞瓦雷德在20世纪60年代说：“与多数人不同，他认为外交政策应该建立在道德准则之上。”

尽管默罗非常敬仰罗斯福，但他对美国援助英国的迟缓日益失去耐心。在怀南特身上，他看到和他一样的紧迫感以及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他非常希望总统和其他美国领导人也具备这些品质。在给美国的一位朋友写信时，他说“希望你在家一切都好，希望你的鼻孔不会充斥死亡的味道，但是在这里到处弥漫着死亡气氛”。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里，他说道：“如果世界的光明来自西方，那最好有人点燃一大堆篝火。”

一位朋友这样回忆默罗：“他的祖国没有意识到生活的现实，他对此非常非常忧心。如果希特勒的战争机器碾过英国，那他的下一站就将是曼哈顿。”

虽然爱德华·默罗与吉尔·怀南特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却有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默罗的父亲是北卡罗来纳州波利卡特溪市的自耕农。默罗五岁时，他的父亲携妻子和四个儿子搬到华盛顿州，在伐木场找了一份工作。默罗14岁之前，家里还没有内部水管设施，直到他离家独立生活，家里还没有装上电话。

作为雄心勃勃的理想主义者，默罗批评不劳而获的特权，深信记者应支持弱势者。但是，他也对英美上层社会的俱乐部和沙龙心怀向往，喜欢穿着英国萨维尔街的高级服装，希望以此抹除自己贫苦出身留下的痕迹。埃里克·塞瓦雷德从未忘记自己第一次见到默罗时的情景，“一位着装考究的美国青年和某位女士语气轻松、声音文雅地煲着电话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默罗越是远离自己的贫苦农村出身，罪恶感越是强烈。他对伦敦的朋友说，有时真希望留在华盛顿州的家里继续做一名伐木工人，当年高中和大学暑期他就做伐木工作。默罗过去常说“伐木工的生活让他满足”，“后来从未体验过那种满足感”，一位朋友回忆说。

热爱读书的默罗后来被华盛顿州立学院录取，主修演讲学。大学期间，他加入久负盛名的大学生联谊会，并当选为学生会主席。1930年毕业时，还担任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该组织代表四百多个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学生会。后来，默罗进入国际教育研究所，研究所主要负责在美国和欧洲组织学生交流与会议。由于经常出国，他结交了很多重量级人物，包括杰出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Laski），后者也是吉尔·怀南特的好朋友。1933年，借助在国际教育研究所的工作，默罗参与协助德国知名学者与科学家移民美国，其中包括保罗·蒂利希（PaulTillich）、马丁·布伯（MartinBuber）和汉斯·J。摩根索（HansJ。Menthau）。后来，他认为，“那是一段最有意义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