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顾征经历了一段消沉期。新工作虽然宽容,但他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常常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脑子里却是母亲最后的样子。
朗晴默默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同时密切关注着他的状态。她建议他去做心理咨询,顾征起初抗拒:“我又没病,只是难过。”
“难过也需要处理。”朗晴坚持,“你不是一个人,你有我们。”
顾征最终去了。心理咨询师告诉他,这是正常的哀伤反应,需要时间。他们一起梳理了顾征的情绪:失去母亲的悲伤、未能更多陪伴的愧疚、对父亲未来的担忧、对自身死亡的恐惧……
“死亡让我们直面生命的有限性。”咨询师说,“但同时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在有限的时间里,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几次咨询后,顾征的状态慢慢好转。他开始恢复运动,重新规划工作,花更多时间陪伴父亲和孩子。生活似乎正在重新找回节奏。
然而,命运往往在你以为已经承受了足够多的时候,给你更沉重的一击。
四月的一个下午,朗晴正在开会,手机突然疯狂震动。她看了一眼,是弟弟朗昊。她按掉,继续开会。但电话又来了,第三次时,她感到不对劲。
“抱歉,我接个紧急电话。”她走出会议室。
“姐……”朗昊的声音在颤抖,带着哭腔,“妈……妈出事了……”
“什么事?慢慢说。”
“车祸……去给我送东西的路上……被撞了……救护车说……说当场就……”
朗晴的手机掉在地上。她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巨大而空洞。周围同事的声音变得遥远模糊,像是从水下传来的。
“朗晴?朗晴!”同事扶住她,“你怎么了?脸色这么白。”
她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有人捡起手机,递给她。电话那头,朗昊还在哭喊:“姐!姐你说话啊!”
朗晴机械地接过手机:“哪个医院?”
“不是医院……是殡仪馆……直接拉去的……姐,妈没了……真的没了……”
世界在那一刻静止了。
朗晴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的殡仪馆。只记得看到母亲遗体时的场景:白布下的轮廓,那么小,那么陌生。工作人员掀开白布一角,她看到母亲的脸——没有伤痕,甚至很平静,像是睡着了。但那种平静不是睡眠的平静,是永远不再醒来的平静。
“妈……”她轻声唤道,没有回应。
朗昊在旁边哭泣,父亲坐在长椅上,眼神呆滞。亲戚们陆续赶来,场面混乱。有人哭,有人劝,有人打电话,有人安排后事。
朗晴站在母亲遗体前,一动不动。她的大脑拒绝处理这个信息。就在上周,母亲还打电话抱怨父亲不肯吃药;就在昨天,她还想着周末回去看看;就在今天上午,她还计划着下个月带母亲去体检……
而此刻,母亲躺在冰冷的铁床上,永远不会再抱怨,不会再说“你忙就别回来了”,不会再问“孩子们好不好”。
原来死亡最残忍的,不是知道它要来,而是它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蛮横,不给任何准备时间,不给任何告别机会。
警方来了,说事故发生在下午两点,城郊一个没有监控的路口。肇事车辆逃逸,现场只有一些碎片。母亲骑的电动车被撞得粉碎,她飞出去十几米,当场死亡。
“我们会全力追查。”警察说,语气公式化。
朗晴突然抓住警察的手臂:“全力?什么时候能抓到人?”
“这个……要看线索和运气。”
运气。母亲的命,要交给运气。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噩梦。认尸、尸检、开死亡证明、配合调查、准备葬礼……每一个步骤都冰冷机械,像在处理一件物品,而不是一个人。
朗晴发现自己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在处理所有事务,冷静、高效、条理清晰;另一个躲在深处,拒绝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她甚至没有时间好好哭一场。父亲垮了,弟弟慌了,亲戚们指望她拿主意。她成了这个破碎家庭的支柱,就像顾征母亲去世时他做的那样。
顾征请了假,全程陪伴。他处理了大部分对外联络,照顾两个孩子,给朗晴留出空间。晚上,朗晴睡不着,他就陪她坐着,不说话,只是握着她的手。
“我觉得不真实。”朗晴在某天凌晨说,“像是看电影,里面的主角死了,但我不是观众,我是演员,必须演出悲伤。”
“允许自己有任何感受。”顾征轻声说,“没有应该怎样。”
葬礼比顾征母亲的更简单。朗晴母亲生前人缘一般,来的亲戚不多。悼词是朗晴写的,但她发现自己写不下去——怎么写呢?写母亲重男轻女,偏心疼爱弟弟?写母亲一辈子省吃俭用,最后死在给儿子送东西的路上?写她们之间未化解的恩怨,未说出口的谅解?
最终,她只写了最简单的生平:生于某年某月,卒于某年某月,享年六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