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16岁。
雨下得很大。
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浑身湿透,水珠顺着发梢滴落,在地板上积成一滩。
走廊的灯光惨白,刺得人眼睛发疼。
消毒水的气味钻进鼻腔,混合着雨水的腥气,令人作呕。
姐姐坐在长椅上,低着头,手指紧紧绞在一起,指节泛白。她的肩膀微微颤抖,但没发出一点声音。
“姐……”我喊了她一声,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
她没抬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医生走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结果了。他那表情太明显了——那种带着歉意的、职业化的平静。他说了很多话,我听不懂,但我只听清了一句。
“很遗憾,抢救无效。”
姐姐的肩膀猛地一颤,终于抬起头。
她的眼眶通红,却没有眼泪。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缓缓站起来,走向了走廊尽头的病房。
我站在原地,没跟上去。
母亲的后事办得很简单。
毕竟她亲戚不太多,父亲那边的亲人早在我们十岁那年就断了联系。
葬礼那天,只有几个邻居和母亲的熟人来了,他们说了些客套话,放下白包,然后匆匆离开。
姐姐站在墓碑前,一动不动。
她穿着黑色的连衣裙,瘦得像是能被风吹走。
我站在她身后半步,盯着墓碑上母亲的照片。
她笑得那么温柔,和记忆中一模一样。
“一鸣。”姐姐忽然开口,声音很轻。
“嗯。”
“以后……就我们两个了。”
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尽管她看不见。
保险金够我们过几年,姐姐没提我自己的事,她只是默默地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时间,从早到晚,几乎见不到人影。
我依旧每天上学,晚上九点才能回家。
推开门的时候,屋里通常是黑的,只有厨房的灯亮着,姐姐会给我留饭,用保鲜膜包好,放在桌上。
偶尔,我能听到她房间里传来轻微的动静,知道她还没睡,但我不会去打扰她。
我们很少说话。
直到那天晚上。
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客厅的灯亮着。
姐姐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一瓶喝了一半的酒。
她的脸颊泛红,眼神有些涣散,看到我进门,微微抬了抬头。
“你回来了。”她笑了笑,声音软软的,和平时不一样。
我皱了皱眉,放下书包:“你喝酒了?”
“嗯……一点点。”她歪着头,眼神飘忽,“今天发工资,庆祝一下。”
我走过去,拿起酒瓶看了一眼,度数不低,她喝得绝对不止一点点。
“别喝了。”我伸手想拿走瓶子,她却突然抓住我的手腕。
她的手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