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第20章（第1页）

从唐伯虎坎坷的一生来看，他并没有叫做秋香的妻子，那么“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呢？秋香又是何等人物？

在明代的笔记体小说中最早出现秋香的身影。明代小说家王同轨在他的《耳谈》中叙述的另一个苏州才子陈元超与唐伯虎点秋香一模一样的故事：“元，少年倜傥不羁，尝与客登虎丘，见官家从婢姣好姿媚，笑而顾己，悦之。令人迹至其家，微服作落魄，求佣书焉，留侍二子。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师大惊，不知出元也。已而以娶求归，二子不从，曰：‘室中惟汝所择。’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嫁之。元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贵公子，何自贱若此？’曰：‘汝昔笑顾我，不能忘情耳！’”这个故事到了明末冯梦龙手上，就变成了《警世通言》中《唐解元一笑姻缘》。而在戏曲中出现唐伯虎的故事的，最早有明末孟称舜的杂剧《花前一笑》，后来人们觉得“一笑”太不过瘾，又从“一笑”发展到“三笑”，出现了王百谷的《三笑缘》弹词、卓人月的《唐伯虎千金花舫缘》杂剧。乾隆、嘉庆以后，苏州评弹艺人口中常唱的弹词有《三笑姻缘》、《三笑新编》、《三笑八美图》、《笑中缘》，等等。到了清朝末年，民间开始流传弹词唱本《九美图》，开始有了唐伯虎娶九个貌美如花的老婆的说法。

唐伯虎虽然并未娶秋香为妻，但与其同时代，的确有一个叫秋香的女子，不过这个秋香并非是大户人家的婢女，而是当时南都金陵风月场中的名妓。据记载，这个秋香本名林奴儿，字金兰，号秋香，她琴、棋、诗、画样样精通，当时被誉为“吴中女才子”，秋香早年被迫堕入青楼，从良嫁人后还有些老主顾来找她。她不仅拒绝了，而且还在扇子上画了一幅画叫《新柳图》，题诗曰：“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据明代《画史》中记载：“秋香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在《金陵琐事》中，还记载了秋香曾经向唐伯虎的绘画老师沈周学过画画。沈周是明代相当著名的大画家，曾为秋香画过一幅丹青画，写过一首词。秋香与唐伯虎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据考证，秋香是生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比唐伯虎足足大20岁，唐伯虎16岁出道时，很难与金陵秦淮河畔的秋香产生感情。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看来很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了。

秋香确有其人，华太师也在历史上出现过，不过据《明史》记载，华太师其实比唐伯虎小27岁。他原名华察，字子潜，号鸿山，明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当时才30岁。华鸿山后任兵部郎中，入为翰林院修撰，曾奉命出使朝鲜，赐一品服。和《三笑》中描述的情况恰恰相反，华鸿山平时的生活很俭朴，饮食非常简单，家中也没有侍婢，他年老归隐时，“家本素丰，林园甲江表，而食不三豆，室内无侍媵，文词清削”。而且华鸿山的两个儿子也不是弱智，据《西神客话》载，其子“少有隽才，甫冠即登科第”。

由此可以看出，“唐伯虎点秋香”原本是“陈公子点秋香”，由于“陈公子点秋香”的原型陈元超，也是明代苏州人，与唐伯虎同为才子，明末的冯梦龙把两人的身份搞错了。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根据历史材料和民间流传的故事创作的。它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众多在梁山泊聚义的英雄人物，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朽，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语言丰富生动。但是这样一部传世奇书，却给后人留下了诸多难解之谜。《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第一种说法，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些文人笔记。例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等等都有这样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例如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编次”，可解释为“编辑”。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施耐庵一个人所撰。这主要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现在这一说法占主流地位。

第四种说法认为《水浒传》的作者已不可考，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是假托的人名。如中国近代的文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当时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诗词歌赋的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人”。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强盗，作者不敢署名，而对于刊刻书籍的书商来说，作者的名气对书的发行又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有些书商就在刊印时署上某个名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某某名人“本”，某某名人编撰，而真正的作者或编撰却被隐去了。

那么，在这四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我们先来看施耐庵和罗贯中的生平。关于施耐庵，有些人认为并无其人，是别人托名；有人认为是杭州人施惠；有人认为是兴化人施彦端。各有各的理由，但又不能令人信服。不过有一点，就是在《靖康稗史》一书上署名编著和作序者的是耐庵。学术界认为，这个耐庵就是施耐庵。也就是说，施耐庵编写了一部《靖康稗史》，而且这一部书在当时很有名气，很受欢迎，施耐庵也就成了很有名气的稗史即小说作家。

关于罗贯中，《水浒传》最早本子署名为“东原罗贯中编辑”。罗贯中的生平事迹虽不十分清楚，但有几部作品却已被学术界认可是他编写的，如《三国志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杂剧剧本《风云会》。由此可以看出，罗贯中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小说家。

既然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是有名的小说家，这也为他们合作编写，或者是独立写作《水浒传》这样一部名著提供了可能。

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最早见于明朝嘉靖年间，第三种说法，首见于万历时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比第三种说法可靠。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同。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因此，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在清代，也有人认为施耐庵写了前七十回，罗贯中写了后五十回。但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流行之后，才有这种说法，因此不足信。

至于第四种说法，只是说《水浒传》可能不是罗贯中或施耐庵中的一个人或他们合作写作的。并不能否定他们写作的可能性。其实，水浒故事，早有流传，元杂剧里便有《梁山泊李逵负荆》的本子，人物刻画已经很生动。大约罗贯中也曾著过《水浒传》，而施耐庵是《水浒传》这一书目的集大成者吧。

历史上的潘金莲是水性杨花吗？

历史上的潘金莲是水性杨花吗？

潘金莲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潘金莲的成名缘于《水浒传》和《金瓶梅》的描写。几百年来，她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妖冶、淫荡、狠毒的典型！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潘金莲这个人吗?

要探究这个问题，首先应从她第一次出场的地方—《水浒传》开始查起。《水浒传》是作者在基于怎样的事实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呢？《水浒传》中国明代长篇小说。又题为《忠义水浒传》，通行本简称《水浒》。《水浒传》是民间无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其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年），因声势极盛，便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写定成书的。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由此可见此书的创作是根据史实的不断加工演变，而且掺杂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书中有大量的情节是作者的想象创作，除了全书的基本故事梗概是依据史实，其余单个人物的经历，基本上是作者根据生活经验和想象对人物形象丰满化的加工。所以，对于潘金莲这个配角，作者完全可以为了突出武松这个重要人物，而凭空创作出来。

从作者这一方面说完后，那再看看作品本身。潘金莲与武松这个主要人物有关系，那武松存在吗？《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都记载了北宋时杭州府中的提辖武松勇于为民除恶的侠义壮举。上述史籍中，武松原系浪迹江湖的卖艺人，“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非盗也”。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遂邀请入府，让他充当都头。不久，因功被提升为提辖，成为知府高权的心腹。后来高权因得罪权贵，被奸人诬陷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赶出衙门。继任的新知府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是个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权势，在杭州任上虐政殃民，百姓怨声载道，人称蔡为“蔡虎”。武松对这个奸臣恨之入骨，决心拼上性命也要为民除害。一日，他身藏利刃，隐匿在蔡府厅前，候蔡前呼后拥而来之际，箭一般冲上前去，向蔡猛刺数刀，当即结果了他的性命。官兵蜂拥前来围攻武松，武松终因寡不敌众被官兵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当地“百姓深感其德，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后人立碑，题曰“宋义士武松之墓”。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武松与《水浒传》中描写的武松可谓大相径庭。历史上武松的侠义切合了作者创作人物的主旨，但是他的事迹并不符合作者创作的背景，所以作者对武松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景阳冈打虎到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都是创作出来的而非历史的真实呈现，那么烘托武松这个人物的潘金莲也是作者加上去的。

上文提到了在《水浒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其实民间传说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只不过是加上了后人的想象和再创作，所以是有源可寻的。《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自幼为奴，后被“赏”或“卖”给矮小丑陋的武大郎为妻。这个婚姻根本没有丝毫感情可言。而在封建道德体系的束缚下，潘金莲别无选择，只好忍受。那已经是一个不幸。如果她终生没有遇见第二个男人，守在武大郎的炊屋里，枯萎凋零而终，全如中国世世代代无数平凡女性那样，那仍然是压抑人性的一个巨大悲剧。如果因此中国人民就送给潘金莲一顶道德桂冠，装饰得再美丽，也掩饰不住其下面毁灭青春扼杀人性的罪恶。可是生活终于没有让潘金莲沿着这个悲剧走下去，却转向了另一个悲剧。潘金莲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毕竟年轻美貌，无论怎样压抑，她毕竟需要感情生活，需要性的慰藉。这一切，武大郎都不能给予她。这种情况下，与武二郎的相见，便使潘金莲感情生活的意识觉醒了，而且如久枯干柴遇火，一发而不可收。但是在封建道德体系的罗网里，离婚不可能，要被视为大逆不道。她只好走许多不幸婚姻迫害下的妇女走过的道路：偷情。可是武二郎偏偏不好女色，不理解潘金莲，不愿与之偷情。于是潘金莲便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于是有权有势又有钱的西门大官人来捡便宜了，以买卖感情和肉体为业的王婆得以入手了。潘金莲为了挣脱与武大郎不幸婚姻的悲剧，堕入另一个更深重的悲剧，把被玩弄当作了爱情。于是潘金莲就成了一个社会道德罪恶的牺牲品。从这一大段的描述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潘金莲是在向封建伦理道德挑战，虽然她的挑战是在她为了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形下发生的，但是这也是一种突破，其实这与作者作品的反封建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另外，作者在创作潘金莲这个人物的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思考。

所以综合上述各个原因，潘金莲这个人物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是有原型可寻，她之所以形象那么鲜明，因为她是作者为了创作的需要，从许多生活原型中提炼糅合并且在符合作者作品要求的前提下创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