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第5章（第2页）

也有人认为秦始皇铸造铜人是出于迷信，是为了“祥瑞”。秦始皇相当迷信，曾封泰山，禅梁父，访神州，求仙人，轻信方士之言，竭力搜寻长生之药。《汉书·五行志》也记载：“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这种说法有一定依据，但也有疑点，那就是秦始皇完全可以征集天下一般铜料作为铸造的原料，何必非要下令收缴天下的兵器呢?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秦始皇销毁兵器、铸造铜人，是表明今后不再将铜兵器作为主要作战武器。但是，这种说法同样也有疑点，那就是虽然铁制兵器始于秦始皇之前，但到汉代才普遍化。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便决然把青铜武器废除不用，使百万军队全部换上铁制武器，以当时的制铁水平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让人信服的说法是秦始皇这一举措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为了夸耀武功、粉饰太平；二是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实际上，秦统一后，曾采取不少措施防止人民反抗，而收缴天下兵器的做法，也是有先例的。《左传·襄公十九年》载，春秋时鲁国的季武子曾经“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秦始皇铸铜人只是做得更为彻底，把民间的兵器也收缴了。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不封国置王，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于是“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迁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里把“收天下兵”与“求其宁息”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意图是为了太平无事。他宣布“大酮”，举国同庆这一伟大胜利，表现出好大喜功的情绪，而铜人、钟也是象征吉祥、天下太平的意思。此外，秦始皇巡游各地的刻辞，也都是夸耀武功、粉饰太平之语。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12个铜人的踪影了。那么，它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目前，关于金人的下落问题存在着三种猜测：有人认为，当初楚霸王项羽在攻克秦都咸阳后，曾经火烧阿房宫。在火烧阿房宫时，连同象征秦王朝永固的这12个金人也一起烧毁了。这种说法始于元明时期，证据并不充分。

还有一些历史学者指出，这12个金人是毁在董卓和苻坚的手上。据《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晋人潘岳《关中记》：“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也就是董卓将其中的10个铜人销毁，并铸成铜钱，而剩下的两个被他下令迁到长安城清门里。到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下令把这两个铜人运到洛阳。当成千上百的工匠们运到霸城时，由于金人的重量太沉，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巨大的工程，于是就停止了搬运。到了东晋十六国时，后赵的石季龙又把这两个金人运到了邺城。后来前秦的苻坚统一北方，他又把这两个金人从邺城运回长安销毁。至那时，存在于世间约600年的12个金人全部被销毁了。

还有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那就是因为12个金人是秦始皇生前最喜爱之物，所以在秦始皇陵墓营造好后，这12个金人和其他精美的珍宝一起随着秦始皇的死去被当作随葬品葬于陵墓中了。

现在，由于一些技术等方面的原因，秦始皇陵墓的发掘工作暂时还不能开展，因此十二金人的下落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也许到了我们的考古技术达到秦始皇陵墓开掘的那一天，这个历史上的未解之谜才有可能被解开。

秦始皇不立皇后出于什么目的？

秦始皇不立皇后出于什么目的？

立后和立太子是中国古代后宫制度乃至君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战国时期秦孝公始，立后之事便已制度化了。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明确规定皇帝的正妻为皇后，皇帝的母亲为皇太后。但是历史却跟人们开了一个玩笑——秦始皇自己却终生没有立皇后，他也是立后制形成以来唯一没有立皇后的皇帝，以致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而没有皇后墓，这成为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据历史资料记载，秦始皇13岁即位后，并未亲政，直到22岁，这9年正是古代男子要娶妻的时间，但秦始皇并未立后。秦始皇亲政后到39岁的17年是其自己掌权、统一六国的时间，尽管国事繁忙，但在后方立后也不费事，秦始皇仍未立后。从39岁到50岁时，秦始皇多在巡游路上，但是立后以“母仪天下”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秦朝虽是个短命的王朝，但秦始皇有充足的时间立皇后。那么秦始皇为什么没有立后呢？

有人认为是家庭因素影响了秦始皇，据《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秦始皇的母亲原是吕不韦的姬妾，吕不韦出于政治目的将已怀孕的赵姬献给异人（即秦庄襄王），后来赵姬至大期生子政；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秦庄襄王死后，身为太后的她仍经常与吕不韦重温旧情。《史记·吕不韦传》中记载：“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后来太后竟然又与缪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缪甚至于酒后大骂众臣：“我乃秦王假父，怎敢与我斗口乎？”母亲的失检行为令秦始皇恼羞愤怒，无地自容，使他心理压抑，性格变得极为复杂：内向、多疑、妄想、专制、暴虐、冷酷无情，把他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性的暴君，最后彻底爆发，杀了两个私生子弟弟，将其母赶出咸阳，并迁怒于吕不韦，罢免其相国之职，后又下诏命吕不韦“速徙蜀中，不得逗留！”结果吕不韦害怕被诛而服毒自杀。

后来秦始皇虽然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悔过，但至死未让太后再住咸阳。这充分反映了秦始皇所受到的心理伤害之重。专家分析认为，由怨母而仇视女人的心理阴影，使秦始皇长大后在婚姻能力上未能健康发展。宫中众多女人，仅仅是为满足他的生理需要。由母亲行为而形成的心理障碍，也是秦始皇迟迟未立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也有人认为秦始皇是要求过高，无合适的皇后人选，所以才未立后。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加之又是他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六国，秦始皇自命不凡，于是在挑选皇后时标准也非常高，期望能选一个才能与自己匹配的女人为后，但是这样的女人并没出现，秦始皇也就将自己的立后之事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

也许一件事情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旁证，那就是秦始皇并不宠爱统一六国后收入后宫的众多佳丽，他痛恨她们抛弃亡国之辱而媚悦新主的行径，但对守贞重节的女子却倍加赞赏。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全国各地巡游。当他走到今浙江一带时，得知当地男女婚姻比较自由，经常发生逃婚事件，妇女死了丈夫可以再嫁。他认为这不符合封建道德和法规，便命人把诏令刻在石头上，不许再发生类似行为。这便是所谓“会稽刻石”。其中有这样几句：一、“有子而嫁，倍死不贞”，意思是指责那些再嫁的寡妇带着儿子改嫁，这是背叛丈夫的不贞行为。又说“妻为逃嫁，子不得母”。意思是，女子如果因为不满男方而另找对象，是淫荡的伤风败俗的行为，将来她的儿子都可以不认母亲，别人发现了杀掉她也无罪。秦始皇在“会稽刻石”中还明确表示：妇女守贞绝非一件普通的小事，而是关系天下“嘉保太平”的大事。相传有一个叫怀清的年轻寡妇，世代富豪之家，资产巨万。她丈夫死后，由寡妇独自支撑家业，不再改嫁。秦始皇把她树立为在全国提倡妇女贞节的典型，曾赐令她“旁座”，即与自己平起平坐，当时就连当朝丞相在皇帝面前也只能站着，可见秦始皇对怀清的推崇。秦始皇还为这名寡妇修筑了一座“怀清台”用来彰扬她的事迹。

还有人认为是秦始皇的性格使然。嬴政作为一个并不受宠爱的质子的儿子，秦始皇3岁的时候，父亲异人将他们母子作为人质留在了赵国。在赵国所受的唾弃和鄙视加上回到秦国后的复杂政治斗争，以及母亲淫乱给自己造成的心理阴影，养成了他刻薄、多疑、暴戾的性格。他不希望自己在追求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最高理想时，还要分出精力用在女人身上，于是从不对女人付出真心，那就无从谈及立后了。

另外一部分人认为秦始皇是为求长生延迟立皇后，但无奈还未立后就一命呜呼。种种说法，不一而足，秦始皇在长达37年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立皇后，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究竟是哪种决定性的原因使得他坚持不立后，史料中并未记载，我们今天也只能够凭借当时的点滴资料和想象进行猜测了。

50万南下的秦军后裔现在哪里？

50万南下的秦军后裔现在哪里？

据《史记·主父偃传》记载，在秦军第一次南平百越时，赵佗、屠睢同为秦军主要将领。公元前218年，秦军第一次进军岭南。秦主将屠睢的军队，在西线的西瓯地区惨败，屠睢被杀，“伏尸流血数十万”。东线的赵佗一路大军，实行剿抚结合政策，得到越人支持，在闽越一带建立稳固基础。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率领50万大军再次麾师南下，杀到岭南平定百越后，秦始皇在此设龙川县，而赵佗则成为龙川首任县令。但是，平定岭南后的50万大军去了哪里？是被秦始皇遣返了原籍，还是留在了岭南呢？史籍对此并无明确记载，但是有一项发现却很可能揭开这个千古之谜的神秘面纱。

根据记载，赵佗任龙川县令后不久，中原动乱，赵佗乘中原农民起义之机，据岭自守，兼并了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他重视中原传入的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并融合越地社会，使岭南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创下历史伟业，成为一代伟人。从任嚣、赵佗开始，岭南有了人类文明的标志—城堡和文字，发展冶铁业，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历史上许多赞颂赵佗的诗篇，表明了人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1941年，为纪念赵佗，龙川城改名为佗城。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汉族人口常用姓氏有3000个，《百家姓》收集了438个。让人觉得吃惊的是一个仅有2000多人口的佗城村竟然就有140个姓氏，几乎占了《百家姓》的13。不仅如此，佗城现在还存有五六十个古老宗祠，村子里每一条大街小巷，总能找到一两座隐蔽在民宅之间的古老宗祠。这些姓氏宗祠，是不是50万大军中的一部分在此安居、繁衍子孙后代的历史见证？

我们从历史记载的蛛丝马迹中，仿佛也能验证现在的佗城人就是秦50万大军中一部分的后裔，唐朝进士韦昌明（佗城人）所著的《越井记》这么写道：“秦迁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所谓“秦迁中县之民”的史实，就是发生在赵佗成为龙川县令之后。也就是说，当年秦始皇为了开发岭南，曾下令将数十万“罪人”发配到岭南，这些“罪人”，其实多是被秦所亡的贵族、官吏以及“赘婿”、“贾人”等，为了有效地控制刚刚平定的“百越”以及监视从中原迁入的“罪人”，大量的武装力量是必不可少的，这也就为50万大军留在岭南提供了理由。当然，这50万大军不可能集结在了一起，而是分散驻扎，而佗城很可能就是其中一部的驻扎聚居地。

为了让平定岭南的大军能够安心地在岭南驻扎、生活，赵佗曾向秦始皇“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最终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这些“无夫之女”很可能在从中原迁到岭南后，嫁给了当地士兵。当然，1。5万“无夫之女”对于50万大军是远远不够的，原本也是中原人的赵佗（今河北真定县人）又鼓励中原人与南越人和睦相处，彼此通婚，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军人的生活问题。这样，平定岭南的大军有一部分在龙川长期驻扎了下来，繁衍生息。秦始皇时代，中原官兵都有姓氏，而当时岭南则基本无姓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今仅有4万多人的佗城镇，却有179个姓。

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这些人认为：佗城是客家历史文化名县可以肯定；赵佗是秦时入粤第一人也无可怀疑；赵佗所带秦军在粤东北征战，后来成为客家人的主要一支也更毋庸置疑。但认为佗城的179种姓氏的居民就是50万秦军的后裔，有以偏概全之嫌。这179姓人不可能都是秦军的后裔，而绝大部分姓氏的人还是千百年来通过各条渠道、各种形式集合到佗城来的。佗城姓氏这么多、这么复杂，原因有很多。赵佗入粤，在佗城建城是一个原因；后来的1000多年中原人的四次大迁徙迁入，也是一个原因；近百年来，佗城人民与外地的交往日益频繁，又是一个原因。

对于质疑，认为佗城姓氏众多对揭开秦50万大军的去向之谜具有重要价值的人分析说：作为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山区小镇，作为一个只有4万人口的镇居然有179个姓氏，2000多人口的村居然有140个姓氏，这种文化现象在全国十分独特，如果没有50万秦军众多姓氏文化的肇始和积累，仅靠“交往”、“婚媾”、“向往”等因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国还有很多人口、规模、交通类似佗城的镇，有些甚至经济比佗城还发达、交通更便利，怎么没有出现如此多的姓氏？佗城作为岭南最早的城邑是无可厚非的，50万南下秦军也是正史所载的，179个姓氏从另一个方面见证了秦军的下落，这完全是客观、科学的，是绝非偶然的！

不管怎么说，佗城这179个姓氏和几十座姓氏宗祠遗址的发现，就是当年南下秦军中一部分在此驻扎、杂处、生息、繁衍乃至散行到岭南和世界各地的历史见证，是赵佗推行“与越杂处”、“和集百越”政策的延续和结果，并从而使佗城成为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发轫之地，其文史价值和政治意义十分重要。

秦始皇神秘死亡背后有何黑手？

秦始皇神秘死亡背后有何黑手？

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7月，在最后一次巡游途中，死于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境内），对于他的死因，一种观点认为秦始皇死于“惊恐劳累”，他们的证据是秦始皇小时候患过软骨病和气管炎，壮年时患上癫痫病（俗称羊角风），且经常发作。而且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无休无止地征调赋税和夫役，修长城、建宫殿、筑陵寝、开边戍守使刚刚脱离战乱之苦的广大农民，又陷于疲于奔命的劳役之中。内外远近，事如山积。秦始皇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每日批阅文书有一定数量，处理不完规定的数量不休息。工作极度疲劳。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在巡游至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境）的博浪沙附近时，被人行刺，他身后一辆副车被飞来的一只大铁锤砸得粉碎。秦始皇从此患上了惊恐症，以后便经常梦见与海中怪兽怪鱼作战，无以宁日。公元前211年，东郡（今河南濮阳）发现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字样的陨石，秋天又发生使者被“仙人”截留，告之“今年祖龙死”的事件，就更加重了他的恐惧心理。公元前210年的巡游使得秦始皇极其劳累，加上癫痫病发作，头部撞在座位侧边用来消暑的青铜冰鉴上，受当时医疗技术的限制，此种外伤诱发的内在疾患，仍属绝症。因此秦始皇死于沙丘，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还有一种观点是秦始皇死亡背后有一双神秘的黑手：那就是他的儿子胡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亥，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胡亥是诸公子中最小的，也是无才无德，最不为秦始皇喜爱的一个。胡亥是个昏聩糊涂，只知快活享受的混账角色，伴驾远游是异常辛苦的事，像这样的人怎么能会突然“爱慕请从”，愿意自讨苦吃呢？先前，曾有人献录图给秦始皇，其中有“亡秦者胡也”之语（《淮南子·人间训》）。不知此人是否已经侦知胡亥在搞篡逆阴谋，有意告密，警示秦始皇。但是秦始皇却从未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对自己不利，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当时被认为是“胡”的匈奴，因此派出几十万大军前去征讨。

围绕在胡亥周围的还有两个重要角色，那就是赵高和李斯，赵高本是赵国的贵族，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他的父兄死于长平战场，赵高则与母亲被俘，后来赵高的母亲郁郁而死。一家人因为秦国发动的战争而惨死，使幼小的赵高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当有机会复仇之时，他甘于自阉入宫，在宫中，他察言观色，深得秦始皇的信任。他当时是中车府令，是最能接近秦始皇的高级奴仆，并与胡亥早有勾结。《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记载：“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令律法事，胡亥私幸之。”李斯本为上蔡一布衣，于公元前237年投奔秦国，除了能言善辩之外，其实无甚专长。他只是效仿过去商鞅搞的严刑、峻法加苛政的那一套，给秦廷出谋划策，逐渐受到秦始皇的器重。“焚书坑儒”就是李斯的建议。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才器、品质在诸公子之上，平时甚受秦始皇喜爱，是最有希望嗣位的人选。可是，他却因为强烈反对“焚书坑儒”而一时失去了父皇的欢心，受到李斯的坑害，于此次出巡之前被秦始皇罚到北方去监军。

在秦朝最高权力的争夺上，可以说三人各有打算。如果按常理传位，显然是轮不到胡亥，要得到帝位，他只有和赵高、李斯勾结在一起，采取特殊手段，才能达到目的。赵高需要一个庸才来当傀儡皇帝，以便由他自己掌握实权，为所欲为。李斯则是绝对不希望让扶苏继承帝位的，因为扶苏在“焚书坑儒”问题上与自己有着极大的矛盾，如果扶苏继位，李斯很可能死于非命，只有让帝位传给别人才能消除这种危险，因此他必然要参与胡亥、赵高的逆谋。

秦始皇此番出巡，一是离开了朝廷诸臣，二是离开了其他那些儿子，将自己置身于三个贼人之中，给了他们最为方便的弑逆机会。也许秦始皇在临死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胡亥和李斯的阴谋，他避开李斯和胡亥，亲笔写下了木简遗诏与苏扶：“朕巡天下，祷词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不幸归途疾发。今命在旦夕，其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但是，他没有料到赵高也与他们是一伙的，他却让赵高派人专送上郡。看了这个诏书更加坚定了胡亥、李斯和赵高的弑君之心，秦始皇不久便一命呜呼。

以上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但又都无确凿事实依据，因此，秦始皇之死也就成了一桩历史悬案。

秦始皇死后，李斯又假造圣旨“赐死扶苏、蒙恬”和“以兵属稗将王离”，赐死了公子扶苏，扶胡亥继承帝位。回到咸阳，他们又杀掉了秦始皇的其他子女和不便驾驭的公卿大臣。原本人才济济、实力雄厚的秦王室一下变成了空壳，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帝国统治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