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第12章（第3页）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旅陈表，请允西行求法。唐朝法律规定，凡需越渡关塞要津出国者，须向官府申请并取得“过所”后方可通行。“过所”其实就是签证，玄奘西行求法的时候，正是贞观初年，唐朝国基未定，国政新开，禁止国民出境，虽然唐朝的好多高官实际上都是外邦人，但是还是禁止国民越境，所以玄奘西行求法的请求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于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玄奘离开西安后，辗转到了秦州，又转至兰州，并随使者西行至凉州。那时凉州都督李大亮奉命守关，他得知玄奘准备离境，又无官方证明，便追问玄奘出关缘由。玄奘坦言要西游取经，但李大亮并不放行。幸好当地有一位佛教领袖慧威法师，他很欣赏玄奘的辞理通达，更佩服他西行求法的宏愿，便派了两名心腹弟子，一个叫慧琳，一个叫道整，暗中护送玄奘偷渡出关。他们不敢公然行走，只能昼伏夜行，走了十几天，终于到达瓜州（今甘肃安西）。

瓜州是偷越国境的关口，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于贞观三年九、十月间抵达瓜州晋昌城，在当地询问西行路程。有人告诉他：从瓜州北行十多里，有条葫芦河，下宽上狭，水湍波急，深不可渡。上面就是玉门关，是西去必经之路和咽喉要道。玉门关外向西北行，有五个烽火台，各相去百里。中间没有水草和人烟，过了这五个烽火台，就是著名的莫贺延碛戈壁。再过去就是伊吾国境。

就在玄奘为难之时，凉州的访牒又来了，说明捉拿意图西游的僧人，命令沿途各州县严密查访，务必解送京师。州史李昌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接到这件公文后，马上明白指名捉拿的人就是玄奘，立刻秘密带着公文前去拜访玄奘。当李昌听完玄奘西行求法的宏愿以后，感到非常钦佩和同情，就当着玄奘的面将公文撕毁，并一再叮嘱他及早离开，以免节外生枝。李昌临走时，送给玄奘一匹马，又找了一位胡人石盘陀做向导，当天晚上就让他们出发了。

玄奘一行三更时到了葫芦河边，远远看见了玉门关（唐玉门关就在今安西县双塔水库中的双塔堡一带）。玉门关上游十多里的地方，葫芦河宽有丈余，旁边有梧桐树林，石盘陀砍了几棵树，搭在河上，铺草垫沙，让玄奘过了河。玄奘由此出了玉门关，但是玄奘还要面对另一个对手：关外的漫漫黄沙。

此时，玄奘所有的同伴均已离他而去，后来石盘陀也打了退堂鼓，石盘陀甚至以刃相逼胁迫玄奘返回归途，但法师矢志不移，石盘陀无奈，只得自己离去。临走时，他告诉玄奘，如果在沙漠中走了四天后，能够看到一小片绿洲，就说明走对了方向。走进戈壁深处的玄奘在喝水时，又不慎把皮囊的水全部洒掉了，没有了水的玄奘只得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坚持行走，其后的五天四夜，玄奘滴水未进，“几将殒绝”，经历了西行途中最为险恶的考验，最终依靠着顽强的信念和“坚持”，成功地穿越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莫贺延碛戈壁，到达了其西行途中的第二个起点——高昌。

在高昌国，玄奘受到了国王的极大礼遇，离开高昌后，玄奘经西突厥、阿富汗，南下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后来，他又游学天竺各地，著述立论，宣讲大乘，经过五年学习，玄奘获得了“大乘天”的“解脱天”的极高荣誉。被公认为全印度第一流学者。玄奘的威名从西域传回了大唐后，这位当年偷渡出国游学天竺的僧人，引起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莫大兴趣。

贞观十九年春正月，玄奘给唐太宗上书，说自己取得佛经回来了。当时唐太宗正在洛阳统领兵马准备征伐高丽。得知玄奘即将携带佛经、佛像回国，唐太宗便命令留守在长安的左仆射房玄龄迎接。房玄龄派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长安令李乾佑奉迎。后来，玄奘受到了唐太宗的亲自召见。公元664年，玄奘由于积劳成疾病逝。

玄奘回国后，在19年之中翻译出了经论75部，总计1335卷，他还口述《大唐西域记》。该书是玄奘西行求法历时17年、行程5万余里、经过100多个国家所写的游记。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到中亚、西亚、南亚地区内许多国家的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语言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并有不少佛教传说。全书共12卷，约11万字，记述的国家达138个以上，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

唐玄奘差点做了高昌国驸马

唐玄奘差点做了高昌国驸马

相传，汉武帝刘彻派大将军李广利率兵远征大宛以求汗血宝马，然而军队疲惫不堪大败而退，汉武帝大怒，下令不许汉军东返，进玉门关者杀，于是这支队伍来到吐鲁番，他们见这里气候宜人，又有天山雪水，李广利于是决定将军中病弱疲惫的伤员们集中起来在这里屯田。从此，他们便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个地方由于“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高昌壁”，后来这个地方建立了国家——高昌国。

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它既是经贸活动的集散地，又是世界宗教文化的荟萃地。当时波斯等地的商人，从他们国家带着苜蓿、葡萄、香料、胡椒、宝石和骏马来到高昌城，又从这里带走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造纸、火药、印刷术。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高昌传入内地。当时这里的居民先后信奉佛教、景教和摩尼教，高昌成了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即汉武帝的军队筑成高昌古城后700年，27岁的玄奘为了探求佛法求取真经，“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违反了朝廷当时禁止百姓擅自西行的规定，混在一伙四出逃荒的饥民之中离开长安，踏上西天取经之路。这之前，在贞观元年（627年），玄奘曾结旅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朝廷批准。因没有唐朝的通关文书、没有寺院的证明文件，也没有任何权贵阶层的支持与举荐。玄奘曾被唐凉州朝廷地方官员下令捉拿、曾被玉门关外五个烽火台的守边兵士张弓放箭险些射伤，常常是昼伏夜出，惶惶终日。

除了面对官府的层层盘查之外，玄奘还要面对关外漫漫黄沙。一路上为他做向导的胡人，到了关外，面对漫漫黄沙时也打了退堂鼓，临走时，他送给玄奘一匹识途的老马，并告诉他，如果在沙漠中走了四天后，能够看到一小片绿洲，就说明走对了方向。走进戈壁深处的玄奘在喝水时，又不慎把皮囊的水全部洒掉了，没有了水的玄奘凭借着自己的信念坚持行走，但是终于还是昏倒在老马身上，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凉风把他吹醒，他终于走到了那一小片绿洲，这就是富饶的高昌国。

高昌王笃信佛教，国都寺庙林立，平均每百人就有一座寺庙。高昌国共有僧人数千，但高昌王仍感到缺少真正的高僧。高昌商人们在凉州听玄奘讲经后推崇备至，高昌王听到这个消息颇为振奋。三年前他到长安朝贡时目睹了宏伟寺院和博学的高僧。礼仪之邦的风土人情让他倾服，回国后他下令臣民都梳唐人发式。现在又来了一位大唐高僧，可以请他向国人弘道讲法，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啊！俗话说：凡事可遇不可求，现在机遇到来了。

玄奘本想取道另一条路，但高昌王派使臣专程将他请到高昌。高昌王听说玄奘当夜要到的消息后在宫殿里焦急踱步，寝食不安。午夜，卫士们报告玄奘已到，高昌王亲自举着火把迎接他，并不顾玄奘路途劳累，兴高采烈地和他聊了一整夜，随后几天也是如此。高昌王每日在三百弟子面前跪地当凳子，让玄奘踩着他的背，登上法座讲经，时间过了十几天，唐玄奘执意西行，高昌王苦苦挽留，并要以弟子身份终身供养玄奘法师，还要让全国居民都成为法师弟子，每日沐浴执香，洗耳恭听法师讲经。

但是玄奘并不想在高昌国长期逗留，他对高昌王的盛情深表感谢，但婉言谢绝。他一定要远赴印度寻求中国佛教经典里缺失的经文。大臣们为了挽留玄奘，也想出了一个计策：让玄奘成为国王的女婿。他们说，玄奘青年才俊，公主才貌双全，崇信佛法，玄奘不能不对这位公主动心。高昌王便向公主提起此事，公主喜笑颜开。她听过玄奘讲法，对他崇拜有加，能与这位才智之士共度此生是她莫大的荣幸。但玄奘却向高昌王陈情，他此生的使命就是远赴印度，求法取经，然后再回国弘扬于百姓之中，他恳请高昌王不要拦阻他。

习惯了人们对他俯首听命的高昌王，见玄奘竟然置他的恳求于不顾，不由得怒火中烧。于是威胁玄奘说：法师面前有两条路，或者留下，或者回国，请法师三思。玄奘毫不犹豫地回答：“君王留下的只能是贫僧的尸骨，绝对留不住贫僧的心！”为了能被放行，玄奘开始绝食，到了第四天，他已极度虚弱，气息奄奄，高昌王极为震惊。高昌王请求玄奘进食，恢复身体，继续西行，不过他诚邀玄奘从印度回来时，在高昌住上三年。玄奘深感于高昌王礼佛的虔诚和修业的诚意，答应他归来再访，并与高昌王结为兄弟。高昌王决定请玄奘升座讲法一个月，同时为他预备西行一切所需之物。临行前，高昌王为玄奘写了24封致西域各国的通关文书，还赠送了马匹和25名仆役。出发那天，全城居民夹道相送，高昌王麴文泰抱住法师失声恸哭，亲送至100里外的交河城，才依依惜别。

杜甫诗中竟然预测到李白之死

杜甫诗中竟然预测到李白之死

我国盛唐时期名人辈出，诗歌文学达到了一个顶峰。在众多的诗坛巨匠中，李白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李白，字太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李白留给后世人900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在死因上却留给后人巨大的争议。

第一种观点，也是学者们普遍认为的观点是李白是病死的。这一观点认为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李阳冰是李白族叔，他的文集《草堂集序》中也写道：“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唐代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序》云：“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李白）年六十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李白死后29年，刘全白在唐德宗贞元六年（791年）作《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也说：“君名白，天宝初诏令归山，偶游至此，以疾终，因葬于此。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墓将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李白死后100多年，著名的学者皮日休在《七爱诗》中也曾说过“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古代文献所谓“疾亟”、“赋临终歌而卒”、“以疾终”，都明白地告诉人们，李白是病卒的。

还有一种观点是李白是溺水而死，关于他病死的说法只是人们的传言。从对李白之死的各种记载来看，李阳冰《草堂集序》说“疾亟”，刘全白《李君碣记》说“疾终”，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卒于此”，都不说得的什么病；为他撰集序与撰墓碑者也从未言及，而到了100多年后，皮日休《七爱诗》中才突然冒出个“腐胁疾”，显然这值得我们怀疑。

由于李白本人嗜酒，他的众多作品也以酒为题。如《将进酒》有“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叙赠江阳宰陆调》有“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赠刘都史》有“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训岑勋见寻就元丹邱对酒相待以诗见招》有“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月下独酌四》之三有“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

因此有人推测，李白的死很可能与酒有关。五代时期王定保在《唐摭言》中记载：“（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捉月而死。”这种说法认为李白是醉酒溺水而死的，北宋初期梅尧臣《采石月下赠功甫》一诗说得最为明白：“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说李白醉中在船上以手于江水中戏弄月影时，翻身落水溺死。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也有“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之语，可见，他也认为李白是醉入水中溺死。元朝时候的学者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说：“（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

那么，李白如果是溺水而亡，为什么部分历史记载他是病死的呢？有学者认为：“溺死在封建时代被认为‘横死’非‘善终’，依古礼属不祥，亲友不能吊唁，还有碍子孙前程，为了掩饰真相，往往当做病故。于是，既顾及忌讳又不甘造假的亲友提笔行文之际未免踌躇，不得已而闪烁其词。”刘全白于李白死后20多年撰写《碣记》，当时，李白的儿子伯禽仍然在当涂，于是刘全白恐有碍伯禽及子孙前程，为他避讳而写作“疾终”。其他的人也因为这个原因闪烁其词。

作为李白的好友，杜甫在冥冥之中对于李白有可能溺死仿佛有预感。他在“三夜频梦”李白之际，作《梦李白二首》，反复提出自己的担心：“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杜甫深知李白嗜酒，也知李白晚年正“病起暮江滨”。但醉与病都不使他担心，唯担心有舟楫失坠的可能。这种担心不能说事出无因。起码可以说是杜甫在往年与李白交往的实践中得出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