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第10章（第2页）

1929年12月2日，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带领考古发掘人员首次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时代距今50万年，而在此前，被普遍接受的最早化石记录是西欧的尼安德特人，距今不超过10万年。之后，裴文中和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又陆续发现了5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但是，也正由于这样，它也成为一些投机商和帝国主义者所觊觎的对象。裴文中等发掘出来的5个北京人头盖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奇怪地“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而在遥远的墨西哥，科学家在中美洲的贝利兹的玛雅遗迹中发现了水晶骷髅。这个水晶骷髅属于1000年前的玛雅文化时期，大小几乎和人类的骷髅相同。经过检测，这个水晶头骨没有任何使用现代工具所遗留下来的加工痕迹，是完全的手工制品。科学家们曾把水晶头骨和真正的人类头骨作了比较，发现除了眼部特征稍稍偏于人类的正常范围以外，其他参数都与真正的人类头骨相差无几。我们知道，近代光学产生于17世纪，而人类准确地认识自己的骨骼结构更是18世纪解剖学兴起以后的事。这个水晶头颅却是在非常了解人体骨骼构造和光学原理的基础上雕刻成的，另外，水晶是世界上硬度最高的材料之一，用铜、铁或石制工具都无法加工它，而1000多年前的玛雅人又是使用的什么工具呢？另外，这种纯净透明的水晶虽然硬度很高，但质地却脆而易碎，科学家们推断：要想在数千年前把它制作出来的话，只可能是用极细的沙子和水慢慢地从一块大水晶石上打磨下来，而且制作者要一天24小时不停地打磨300年，才能完成这样一件旷世杰作。

关于玛雅水晶头骨，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有着一个古老传说：古时候有13个水晶头骨，能说话，会唱歌。这些水晶头骨里隐藏了有关人类起源和死亡的资料，能帮助人类解开宇宙生命之谜。根据传说，人们必须在2012年12月21日之前找到全部头骨。那一天是已经循环了5126年的玛雅历法的终结。除非13个头骨聚集在一起并按正确的位置摆放，否则地球将飞离轴心。只有那样做，头骨的超自然力量才能挽救地球。

抛开神秘消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和神秘存在的玛雅水晶头骨。最近，还有一个头盖骨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关注，那就是疑似曹操头盖骨的出现！

曹操是一个中国人人尽皆知的历史人物，他生于公元155年，死于公元220年，是我国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由于在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中，曹操大多以奸雄的面貌出现，民间传言，曹操为了防止自己的坟墓被盗，他在生前就做了周密的安排，出殡那天，72具棺木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抬出，葬入事先准备好的墓室内，真假难辨。

但是，在2009年却有众多专家学者号称发现了曹操墓，曹操的尸骨就在墓中。这座墓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之所以说这座墓就是曹操的墓葬，证据如下：首先，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

其次，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

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1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

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要求“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戴之物。

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于是，将这一墓葬基本认定为魏武王曹操高陵。

在墓室清理过程中，考古专家还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经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3个个体，其中，墓主人为男性，年龄在60岁左右。专家推断，这很可能是曹操的遗骨。为了确认此墓主人的身份，有专家还建议去曹操的老家取曹氏先祖的DNA与这具遗骨进行比对。看来，此墓中的头盖骨对墓主人身份的确定作用极大。

上面所讲的这三个头盖骨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至于将来有没有更多的有价值的头盖骨出现，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酒鬼？

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酒鬼？

中国自古即是一个爱好饮酒的国度，中国历史上能饮酒的人比比皆是，那么谁才是他们中酒量最大的人？他们中谁又是不折不扣的酒徒？

宋人赵崇绚在其作品《续鸡肋》里做了一个统计，并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酒量最大的人是汉宣帝时期的丞相、大法官于定国，说他饮酒可至数石而不乱。其他高手还有汉朝的大儒郑康成可饮一斛，汉朝的卢植是一石的酒量。而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则是中国历史上不折不扣的最大酒徒。

我们所说的酒量纪录，显然是以一天里面喝而不醉为前提的。假如喝了醉，醉了喝，像李白自诩的“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那样，就无法计算，而且还将增加无数的纪录。比如东汉的文学家、音乐家、史学家蔡邕，据说也能喝一石，不过他常常喝醉。而于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冬月治请谳，饮酒益精明”。一石是多少？按照通常说法是100斤，不过各个朝代的量具大小是不一样的，根据科学家沈括的换算，汉朝的一石相当于宋朝的32斤。古人说的“数”是指3以上的数字，也就是说，这位饮酒冠军的酒量，大约等于100斤酒。后来，许多人的著作也都首推于定国为中国饮酒冠军。

另一位能与于定国比一下酒量的名人，是大名鼎鼎的孔夫子。“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这是一个在中国流传甚远的话题。孔子一生崇尚中庸，自己曾说过“不为酒困”，也就是并不沉迷喝酒，百觚折算下来也有上百斤，但不仅孔融相信，2000多年来许多文人对此深信不疑，东晋著名的炼丹道人葛洪说：“嗜酒无量，仲尼之能也。”但是考虑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酒，酒精度还没有现在的啤酒高，鲁国的酒更是淡得出名，所谓“鲁酒薄而邯郸围”。所以他的酒量是比不上于定国的。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不仅酒量大，而且是不折不扣的酒徒，他就是刘伶。

众所周知，竹林七贤处在魏晋易代之际，各有各的遭遇，因对现实不满，隐于竹林。七贤会聚河内竹林，其主要目的就是清谈和饮酒。七人几乎都是嗜酒成瘾，纵酒放任。比如，阮籍听说步兵厨营人擅于酿酒，并且贮存美酒三百斛，就自荐当步兵校尉。任职后尸位素餐，唯酒是务。阮咸饮酒不用普通的杯子斟酌，而以大盆盛。有一次，一群猪仔把头伸入大盆，跟阮咸一起痛饮起来。

而刘伶则是将饮酒发挥到了一个顶峰。他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哪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更是以喝酒闻名。一次，他酒瘾大发，向妻子讨酒喝，他妻子把酒倒掉，砸碎酒具，哭着劝他道：“你酒喝得太多了，不是保养身体的办法，一定要把它戒掉。”刘伶说：“好!我不能自己戒酒，应当祈祷鬼神并发誓方行，你就赶快去准备祈祷用的酒肉吧。”他妻子信以为真，准备了酒肉，刘伶跪着向鬼神祈祷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次能饮十斗，再以五斗清醒，女人说出的话，切切不可便听。”说罢便大吃大喝起来，一会儿便醉倒了，害得妻子痛心大哭。因此，后人多把酣饮放纵的人比作刘伶。

刘伶还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里脱光了衣服饮酒。假如有客人到他家讽刺他几句，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此后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其大意是：“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缙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不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当然，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蒸馏器是金代的，也就是说，在金代以前酒的度数是不高的，从那时候起，中国才有白酒，从此以后的诗篇中，就再也没有出现“千钟不醉”的豪情，说起来，堪称遗憾。

北朝时期众皇后为何爱出家？

北朝时期众皇后为何爱出家？

北朝指的是三国之后中国历史上一连串统治北中国的政权，主要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中除北齐外，都是由鲜卑族建立。北朝与南朝分立的局面，被合称为南北朝。在北朝的中后期，大概100多年之中，竟然有文明皇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文皇后乙弗氏、宣武灵皇后胡氏等魏、齐、周等国的皇太后、皇后17人出家为尼，实在是世所罕见。这成为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高高在上、享受荣华富贵的帝后成为孤独寂寞、陪伴青灯古卷的尼姑呢？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统治者佞佛、媚佛而造成，如《晋书·何充传》载：“二郄谄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书·侯希逸传》亦载：“好畋猎，佞佛，广兴祠庐，人苦之。”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我国，先始于洛阳。汉末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得到了初步的传播，西晋十六朝时期得以迅速的传播和发展，在北魏时达到鼎盛。北魏共历17帝，171年，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外，其余多奉佛。如道武帝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鲜卑族本来对佛教不大了解，“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后来在征战过程中，接触到诸地的佛寺和僧侣，于是好黄老、览佛经。见沙门，都加敬礼，并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继而任赵郡沙门法果为沙门统，令绾摄僧徒，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而文成帝所面对的，是太武帝毁佛的残局，他在太武帝的废佛之后大力兴佛，下诏说：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魏书·释老志》）。文成帝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他想用佛教来化恶就善，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