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第18章（第3页）

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记载，万贵妃在鞭打一个宫女时，因为暴怒，被涌上来的痰憋死，听闻万贵妃死后，宪宗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长叹一声：万贵妃去了，我也快要去了。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但两者本质是不同的，杨贵妃是四大美女之一，有惊人的美貌，而万贵妃，得宠的时候已经35岁，已经是半老徐娘。所以宪宗对万贵妃的爱应该着重在一个“情”字上，或是亲情，或是友情，或是爱情，总之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情。而这种感情造成了万贵妃独享恩宠20年。

明宫“梃击案”的种种谜团

明宫“梃击案”的种种谜团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采用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那么，什么是嫡长子继承制度呢？皇帝立皇后所生之长子为太子，而皇后无所出时，则以年长者为太子。虽然明朝数代皇帝经过特殊情况而被立为帝（明成祖起兵篡夺侄儿惠帝的帝位，明代宗景泰帝因明英宗被俘而被大臣拥立，明世宗因明武宗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亦仍然沿袭这套礼制。

明神宗万历帝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故朝臣主张立宫女王氏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太后李氏、皇后王氏也支持立朱常洛。

朱常洛生母王氏，于万历六年（1578年）被选入慈宁宫，在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做宫女。一天，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太后发现宫女王氏怀孕，问万历帝，万历帝不承认。太后命太监取出文书房内侍记录的《内起居注》，对万历帝语重心长地说：“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就是说我已经老了，现在还没有孙子呢。如果这个宫女将来生个男孩的话，那是宗庙和社稷的福啊。话说得语重心长，万历帝就承认了。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氏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朱常洛。朱常洛出生前50天，大学士张居正逝世，万历帝独揽大权。王氏被打入冷宫，连儿子也不能相见，抑郁成疾，双目失明。王氏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病重时，子常洛请旨获允前往看望母亲，但“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拉光宗衣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万历帝既不喜欢王氏，由母及子，也不喜欢王氏所生的长子常洛。神宗喜欢的人是皇贵妃郑氏，他一直想立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最初神宗不断拖延，到了皇长子10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神宗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东林党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20岁，神宗在无法拖延下终于策立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

朱常洛虽被立为太子，但是明神宗仍然没有放弃改立朱常洵为太子的想法，朱常洛21岁大婚后，移居慈庆宫居住，但是，慈庆宫名义上是太子的寝宫，实际上还比不上宫中的一般宫殿，不仅破陋不堪，而且防卫甚差，神宗仅仅派了几名老弱病残的侍卫来防守。宫中服役的宫女太监也很少，仅有几个随朱常洛一块长大的几个贴身太监。慈庆宫的情况与皇三子朱常洵所居住的宫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似乎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似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慈庆宫发生了梃击一案。“梃击案”的“梃”就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因为打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是皇太子，所以就成为一个案子。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黄昏时分，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男子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闯入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倒了几个守门的老太监后，便直奔太子就寝的大殿而去。朱常洛的贴身太监见外边的太监拦截不住，马上关闭了大殿的大门，并临窗大声呼喊“抓刺客，抓刺客”。后来，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与同时赶来的几个太监一起才将这名陌生男子制服，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

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刺客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王之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后，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后，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酒让张差饮。带他到慈庆宫，让他进宫后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指太子朱常洛），说他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朱翊钧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最后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据《先拨志始》）。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后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两人，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这就是“梃击案”。

“梃击案”是明宫三大案之首，其疑点重重，首先，张差怎么会轻易地拿着一根棍子闯进了东宫？其次，假若是郑贵妃幕后指使，她为什么不采用更为隐蔽更有把握的方式，反而采用这个极易让人抓住把柄的方式？再次，明神宗为什么要秘密处死庞保和刘成，他是不是知道事情的真相？还有，主审官员审讯犯人所获得的供词有没有造假……

种种谜团随着庞保和刘成的死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梃击案”使郑贵妃势力大衰，神宗不得不放弃封福王为皇太子的想法。而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明宫“红丸案”是谁的阴谋？

明宫“红丸案”是谁的阴谋？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所以习惯把他叫做泰昌帝。特殊的身世，坎坷的经历，使朱常洛形成胆小怯懦的性格。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他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居然不给他生火取暖。他冻得浑身发抖，也不敢吭气，气得讲官郭正域训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在万历帝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等去探望，守门太监拦着不让进去，朱常洛不敢抗争，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是兵部右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和东宫太监王安等周旋，他才见到父亲万历帝最后一面。

太子朱常洛既没有统兵征战沙场的锻炼，也没有协助父皇治理朝政的阅历，更没有苦读经书的学养，甚至几乎未出过皇城，又长期受到父皇的冷落，心情压抑，寂寞寡欢，无所事事。于是借酒色填补精神空虚，长期“惑于女宠”。尽管如此，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还是“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征候。

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后，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他发内帑犒劳前线军队，解决了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还停止了民愤甚深的矿税太监的活动；起用了许多万历年间因为直言进谏而遭贬斥的大臣；他还亲自考课大臣，破格提拔人才。种种作为，显示出光宗皇帝要做一代明君的努力。但是，这个愿望随着“红丸案”的发生而变成一个历史的春秋大梦。

神宗驾崩之前，曾经留下一纸遗诏，要朱常洛继位之后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但是，朱常洛30多年来，受尽了郑贵妃的压制和打击，光宗当然不会同意，而且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祖宗的典章制度，也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所以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了下来。郑贵妃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八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合谋，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贪恋酒色的泰昌帝纳八姬后，一时间元神大耗。不到半个月便一病不起了。关于这段历史，在文秉《先拨志始》中也有所记载：“光庙御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泰昌朝记事》也有类似的说法：“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此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光宗本是纵欲伤身，身体虚弱以致卧床不起。这个崔太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诊断为肾虚火旺，需要泻火，便给光宗皇帝开了一服药性很强的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崔文升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八月二十二日，朱常洛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召见之列。朱常洛看了杨涟很久，说：“国家事重，卿等尽心。朕自加意调理。”之后，朱常洛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而，次日（九月初一）五更，朱常洛便死去。

大臣们联想到梃击案以来的风波，不禁疑窦丛生，所谓“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剑；崔文升之泄不逮，则促以李可灼之丸”，这一系列事件岂非正是有目的地陷害皇帝吗！继泰昌帝而后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罢免未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但泰昌帝之死究系何因，郑贵妃是否是幕后主谋，始终未解，“红丸案”也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明宫“移宫案”的真相如何？

明宫“移宫案”的真相如何？

明朝末年的宫廷斗争并没有因为明光宗的死而结束，反而更加扑朔迷离。“红丸案”的真相还没有查清，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大案“移宫案”。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事情还得从明光宗说起，明光宗有一位非常宠爱的李选侍。李选侍入宫之后，很快讨得了朱常洛的欢心。在宫里的地位迅速上升，并且替光宗抚养日后的皇太子朱由校，地位由此更加特殊，几乎掌握了后宫的实权。而且她还同郑贵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选侍极力地想通过郑贵妃的力量将自己扶上皇后宝座，郑贵妃则想利用李选侍在皇帝面前说话方便的机会，帮她实现做皇太后的梦想。

当初，朱由校由于其父泰昌帝朱常洛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但因李选侍受宠，她备受李选侍凌辱而致死，临终前遗言：“我与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而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朱常洛在宫中暴毙。李选侍却仍住在皇帝、皇后的寝宫乾清宫，丝毫不想搬出乾清宫。按照明代的制度，外廷有皇极殿，内宫有乾清宫，都是属于皇帝、皇后专用的。而李选侍是想借年仅15岁的光宗长子朱由校掌握朝政，坐镇乾清宫，进而统驭后宫。

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泰昌帝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泰昌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太监们的阻拦。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李选侍把朱由校藏在自己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爆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比较正直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走进房内，哄李选侍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才将朱由校带出。但李选侍马上就后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决定以本月六日举行登基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诸大臣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