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第2章（第1页）

在笔者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曾经说，当“文革”结束后下放劳动的老一辈地质学家回到学校时，发现地质学的理论世界已完全变了，板块构造学说重构了整个地质学理论体系。也正是在笔者上大学的20世纪90年代，人类单一起源的“走出非洲说”进入大学课堂，以基因研究为基础的人类起源与迁徙的新学说震撼了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界。

分子生物学的“跨界打击”，对于史前历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领域是一次重塑，其影响不亚于板块构造学说对于地质学的影响。过去学者对于古人类骨骼的对比研究、对于石器的对比研究、对于陶器的对比研究所产生的成果，虽然也非常有价值，但很多成果需要在分子生物学视角下重新检验、重新诠释。很多过去的研究成果依然可能被证明是有效的、准确的，但也会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已经或将要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古代史书和考古遗址之外，分子生物学家又翻开了一本“无字史记”，并把上面的基因密码翻译出来，使我们对人类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对于祖先的起源、进化、迁徙和日常生活有了更多了解。

除了基因研究，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分析也实现了“跨界”，这些新的科学手段在人文学科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很多新发现。人类和动植物在活着的时候，会从环境、食物中吸收特定的元素，从而在死后的骨骼、牙齿、茎秆上留下元素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科学家能够推测他们它们过去生活时代的环境、所吃的食物或吸收的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历史。

运用基因、元素这些高科技手段研究古人类、考古、历史最大的好处，可能就在于它们的真实性。史书是古人写就的，那些内容可能会因有人随意取舍、记忆有误或者心存故意而偏离历史真实，但基因、元素的研究是科学，以客观而非主观的科学事实和科学数据得出结论。科学还可以检验，用重复性的操作来检验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否准确、正确，从而降低了人为造假的可能与危害。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正在成为人文学科中的“高精尖武器”，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关于我们祖先的“无字史记”的解读内容已经足够丰富，上面记载了关于祖先的物种起源、族群迁徙、生产生活乃至文化脉络的大量生动故事。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这本“无字史记”，阅读有关祖先的新鲜历史，展开一次以基因为导航的寻根之旅吧。

第一章神州苦旅——东亚直立人的百万年

1929年，初冬的龙骨山一片萧瑟，百草枯萎，树叶凋零。小山丘上，一些人正在奋力挖掘着，似乎在寻找什么宝贝。

他们是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协和医学院派出的考古队，正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地区寻找第四纪地层中的古生物化石，而且，考古队的负责人还心存一丝希望，“要是能找到古人类的化石，就太轰动了”。

突然，考古队队员在挖掘时找到了一个小洞，洞口十分狭窄，仅容一人出入。当时现场的负责人是考古学家裴文中，他进入洞中一看，里面竟然有许多动物化石。裴文中看出，这些化石的科研价值很高，于是带领大家在寒风中继续挖掘。12月2日下午4点，天色渐暗，但考古队点起蜡烛奋力挖掘。就在这时，裴文中兴奋地叫了起来：“是猿人！”大家围拢过来一看，果然地面上露出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的一部分。

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大家连夜挖掘，直到挖出这个猿人头盖骨。这一夜，考古队的所有队员都在激动中度过。第二天一早，裴文中就派人把发现猿人头骨的喜讯报告给北京城内的地质调查所。几天之后，裴文中用自己的被褥小心地包裹着猿人头骨，坐着汽车把它护送到了城里。

消息很快通过电报传遍了世界，中国北京地区发现了古人类头骨化石！

“他她会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吗？”

当魏敦瑞遇到北京人时

当时的考古队能够在周口店发现古人类头骨，其实绝非偶然。

中国人经常把古代动物的遗骨作为药材出售，早就吸引了许多研究古动物和古人类的国外专家，这些专家发现“龙骨”中有一些是珍贵的动物化石。1921年，瑞典和美国科学家来到中国周口店，寻找史前动物化石。他们在当地采石场人员的指引下来到龙骨山，并在山上地层中发现了一些石英片，形状独特的石英片显然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应该是经过了人类的敲打的。这个发现十分重大，科学家断言，这里一定有原始人类生存过。然后，他们在龙骨山挖掘出了一些动物化石，带回瑞典的一所大学研究，并在1926年宣布，这些化石中有两颗原始人类的臼齿。

这个消息让考古工作负责人之一、当时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很兴奋，他把那两颗牙齿所代表的人类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科学界与公众把这种古人类简称为“北京人”。很快又有学者发现，北京人化石和早年间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化石非常相似，于是将两者归入一个大类，命名为“人属直立人”。直立人阶段是古人类演化过程中一个漫长而重要的阶段。

但是，学术界普遍来说还是持谨慎态度，仅凭周口店发现的几颗牙齿就定出一个重要的古人类新种，证据似乎不够充分。于是步达生拉来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款，成立了考古队开赴周口店龙骨山。运气降临了，令世人震惊的北京人头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自1929年发现北京人的第一具头盖骨之后，裴文中的助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继续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了3具北京人头盖骨。周口店地区经过多次考古挖掘，前后共出土北京猿人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颗及断裂的股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考古学者同时发现10万件石器材料，以及用火的证据，如灰烬层、烧石、烧骨等。

然而，就在对北京人的研究工作刚刚展开之时，步达生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位“北京人”的命名者患有心脏病，于1934年3月猝然病逝于实验室中。据说，他趴伏的桌子上，正好摆放着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骨。

这也许算是北京人研究中的第一次“劫难”。

1935年春，应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邀，德籍犹太科学家魏敦瑞风尘仆仆赶到了北京，他将接替步达生，开启北京人化石的研究之旅。魏敦瑞早年曾在德国多所著名大学担任解剖学教授，但是因为其犹太人身份，他感受到来自德国纳粹越来越强烈的威胁，便于1934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刚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洽上了。基金会正在寻找一位能够接替步达生的学者，而魏敦瑞的专长在于通过骨骼解剖学揭示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就这样，魏敦瑞与北京人化石的缘分结下了。

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下颌骨、牙齿、头骨等进行了系列研究，提出了许多石破天惊的观点，包括他认为北京人可能存在“人吃人”的现象。目前看来，魏敦瑞对于北京人化石最大的贡献，可能莫过于他对北京人化石“留了一手”。1941年的世界战云密布，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魏敦瑞意识到情况危急，于是在返回美国之前，他让助手赶制了北京人头骨模型。此后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北京人头骨化石原件在转运过程中神秘失踪了，幸亏保留下来了头骨模型，才让对北京人的研究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1941年，魏敦瑞回到美国后，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研究人类进化问题，他研究了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在内的多种古人类化石，提出从早期人类到现代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两足行走、脑容量增大和面部缩小等重要变化的观点。

那么，我们，中国的现代人类，会不会是从周口店北京人逐步进化而来的呢？或者简单地问，北京人是不是我们的祖先？

魏敦瑞给出的答案是：是的。

1943年，魏敦瑞提出，现代中国人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因为北京人头盖骨有很多与现代东亚人相似的特征，比如平脸、高颧骨和铲形门齿等。三年后，他出版了《猿、巨人和人》一书，把这个思想扩展到全球范围，提出了人类起源的“多中心假说”。

他提出，现在的人类并不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原本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古人类各自独立进化，变成了现在的不同族群。人类的演化具有地域性，可以分成澳大利亚区、蒙古区、非洲区和欧洲区。其中，有一支是“巨人系统”，从远古巨人依次演化为爪哇猿人、梭罗人、瓦贾克人，最后成为澳大利亚原住民，这一支古人类的演化是单向的，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演化无关。还有一支是中国猿人，从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分析，它的头骨显示了一系列蒙古人种早期原始的特征，因此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应该是蒙古人种的祖先，而现代中国人是属于蒙古人种的。另外，在欧洲发现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应该是当今欧洲人的祖先；如果非洲出土了古人类化石，他们应该就是非洲人的祖先。

同时魏敦瑞还认为，在古人类的早期演化过程中，会有人种混杂的可能，所以中国猿人的特征，也可能出现在现今其他人种身上。

魏敦瑞的巨人假说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不过他对于周口店北京人的进化猜测—多中心假说，几乎就是现今一部分古人类学家提出并坚持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的翻版。

受到魏敦瑞学说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在自己的著作《种族的起源》一书中，更加系统地提出了“多地区起源”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地球上所有的现代人可以分为5个种族，分别是高加索人种（欧洲白人）、蒙古人种（黄种人）、澳大利亚人种（大洋洲原住民）、尼格罗人种（非洲黑人）和开普人种（非洲科伊桑人），它们是分别进化而来的，彼此间只有很少的基因交流。由于进化速度并不一样，因此各个种族文明程度有所不同。

当时，在非洲已经出土了非常古老的人类化石，库恩对此的解释是，非洲大陆很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但那里只是人类的“幼儿园”，欧亚大陆才是人类的“学校”。人类的祖先很早就从非洲大陆走了出来，然后分别进化成了现在的5个种族。他借用欧洲人使用的多杈烛台的形状，对自己的假说做了比喻—5个种族好比是5根烛托，它们虽然共用一个基座，但很快就从根部开始分支了，各自进化成了现代人类。所以，多地区起源假说也被称为“烛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