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第5章（第2页）

作为聪明的现代智人，除了广泛采集植物籽粒外，他们甚至还会考虑把一些产量比较高、颗粒饱满的植物的籽粒挑选出来，播撒在大地上，让它们肆意生长，希望在未来结出更多的籽粒。就这样，他们从采集方式向农耕方式迈出了第一步。

狗尾草是粟这种农作物的野生祖先，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米，今天我们主要用它来熬粥；野糜子则是黍这种农作物的野生祖先，黍就是今天所说的黄米，在现代农业中已经很少种植了，在一些北方特色食物比如驴打滚、黏豆包那里，我们还能与黍相遇。

粟和黍都是原产于中国北方的农作物，但是对于它们最早被驯化的地点和时间，学者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最初，人们认为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优越，特别是平原地区利于灌溉，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但是，正因为粟和黍都是从“野草”驯化而来的，所以它们最初改良的地点可能不一定是适合大规模农耕的地区，反而可能会是“野草”繁盛的地方，比如一些山间谷地。此外，黄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反而可能会成为原始农业萌发的阻碍，那里的古人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去改良“野草”。在一些自然条件不是那么优越的区域，比如更加靠北的燕山山脉甚至东北地区的辽河流域，气候更为寒冷，古人更有动力去改良“野草”，以补充自己的食物来源。

植物考古正在证实这个猜想。比如，植物学家在北京附近的东胡林人遗址中筛选出了已经炭化的粟粒，其从形态上看已经有了栽培粟的样子，但是尺寸还非常小，这可能说明当时那里的古人已经开始将狗尾草向栽培粟驯化，还处于驯化的过渡阶段。无独有偶，其他植物学家在山西西南部的柿子滩遗址筛选出了处于驯化过程的黍类籽粒，但是粟还处于野生阶段。与之对比，在黄河流域对粟的驯化大概发生在距今8000年前，比更北方的区域要晚。

有趣的是，粟和黍的驯化起源地可能也不一样。从两种植物的特性看，粟对水分的要求较高，主要生长于较湿润的地区，而黍则多生长在较干旱的地方。从植物考古的发现看，栽培黍最早出现在中国北方森林草原植被过渡带，它最有可能诞生于辽宁西部、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燕山山脉北麓，也就是今天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北方，偏干旱环境；栽培粟最早出现在稍微靠南方的区域，它最有可能诞生于太行山北部到燕山山脉南部一带，在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方，偏湿润环境。

让我们通过一个古人的“粮食基地”来一窥他们的农作物驯化过程。

河北南部、太行山东麓有一个磁山遗址，经过考古学家的多次发掘，一共发现了几百个窖穴，其中储存粮食的粮窖有近200个。仅仅第一次发掘中发现的88个粮窖，储存的粮食就达到了109立方米，折合粮食质量大约6。9万千克。如果再算上后期发现的粮窖粮食，古人的这个粮食基地真是储量惊人。

通过对粮窖粮食的测年，我们得知这些粮食是距今10000—8700年前收获和储存的。这些万年粮仓里储存的是什么粮食呢？

磁山遗址里的粮食早已腐朽，刚出土时是淡淡的灰绿色，风干后变成了灰白色。不过人们还是能看出粮食的清晰外壳。籽粒虽然早已腐烂，但是植物学家知道，植物活着时会在吸收水分的同时吸收一点点可溶性的二氧化硅，这些二氧化硅积淀在植物的各个部分，在植物死后，会形成耐腐蚀的植硅体，他们通过植硅体的形态就可以反推植物的种类了。植硅体虽然不是植物的基因，但是和基因一样保存了植物的信息。

利用磁山遗址粮食的植硅体研究，植物学家发现，这个巨大的粮仓在距今10300—8700年前的样品中，灰化粮食的植硅体表明里面全部是黍。距今8700—7500年前，粮窖里开始出现少量粟的植硅体，但粟的含量一直没有超过总量的3%，粮仓里依然以黍为主。也就是说，磁山遗址的农作物灰化样品主要是黍。万年前的北方古人是吃黄米的，然后他们才驯化了粟，吃上了小米。

为什么首先装满粮仓的是黄米而不是小米呢？

这首先应该归功于黍比粟更加“皮实”。黍的生长期短，比粟更耐干旱、更耐贫瘠。当时的古人多居住在山谷有水源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渔猎和采集的优良场所。古人技术能力有限，生活环境周围又没有大片可供开垦的土地，因此黍成为他们补充食物来源的首选。另外，气候变化显然也在帮助黍率先脱颖而出。前面已经谈到，寒冷期的降临要求北方古人尽快找到新的食物来源，哪种植物最容易被驯化为农作物，哪种植物就会率先填满粮仓，黍就是他们的首选，它容易被驯化，而且更耐寒。

从野生品种到适合农耕的栽培品种，农作物的驯化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古人通过一代代的筛选，让单株植物籽粒越来越大、单位面积产量越来越高。如果说大概1万年之前古人就实现了黍的基本驯化，那么粟的基本驯化大概要到距今8000年前了。那个时期的许多古人遗址，比如辽河流域、黄河上游及中下游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具有驯化特征的粟。

虽然粟的驯化比黍难，但是一旦驯化成功，古人就享受到了粟的好处—产量更高。只要水肥条件跟得上，粟比黍的产量高。粟逐渐取代黍，成为古人粮仓里的第一主粮。

粟最开始也种植在山谷地带，一些中国古代传说甚至留下了一些种植线索。比如古书里谈到中国的“农神”—神农氏的时候，说“神农城在羊头山，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谷之所”，“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这里所说的谷物，主要是指粟，传说中神农氏把粟种在山坡上，这应该是对古人早期种植粟的描写。在先秦时代，古人常用“社稷”一词比喻天下，“社”就是土地之神，代表国家疆土；“稷”则是优质的谷子—粟，是当时国民的粮食根本。

栽培粟出现之后，黍的农业地位相应下降，不过它在北方仍然长期居于粮仓中的次席，是重要的辅助粮食。黍影响至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定义了中国古代乃至当代的长度单位—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要统一度量衡，于是选择中等大小的黍粒，用横排100粒的长度定义了一尺的标准，再用一尺为单位，制作成装粮食的斗，进而统一了质量单位，甚至还用尺这样的长度单位辅助制定了阴历。

你看，我们仍然生活在由黍厘定的世界之中。

另一种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重要农作物是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豆。与粟、黍这样的谷物粮食相比，菽胜在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同质量的大豆的蛋白质含量是前两者的六七倍。与其他豆科植物类似，大豆的主根和旁根上生有根瘤菌，能够利用空气中的氮元素合成蛋白质。因此，大豆对于狩猎获得动物蛋白不足的古代人群具有非凡的意义，起码他们能够从大豆中获得大量植物蛋白作为营养补充。

菽的驯化可能比粟还要晚，驯化的时间、地点还没有搞清楚。野生大豆广泛分布于从东北大兴安岭到西南云贵高原的地区。在甲骨文中，出现了“受菽年”与“受黍年”同时占卜的现象，说明古人对这两种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季节相近，暗示了菽可能与黍的驯化区域相近。因此有学者推测，在北方的燕山山脉附近的山地、盆地等光照好的区域，可能是栽培大豆的起源地。

到距今约4000年前，中国北方的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乃至南方的长江流域，都出现了由野生大豆驯化而来的栽培大豆。之后甚至还产生了原始榨油的技术，说明古人已充分认识到了大豆的营养价值。

黍、粟、菽都起源于中国北方，它们的读音甚至都很接近，这不禁让人猜想，这样的读音在远古时代可能是古代人群对于可食植物或植物籽粒的一个统一的称呼，随着这些植物依次被驯化，它们的读音才略有分化。

在新仙女木期及之后出现的温暖期，“环球同此凉热”，欧亚大陆的气候变化可能是类似的。因此，在中国北方驯化出可以填饱肚子和增加营养的黍、粟、菽后，农作物迅速地从中国向外传播。

英国考古学家在距今约7000年前欧洲地区从黑海西岸到东欧和中欧的20多个不同地点，都发现了黍的遗迹。毫无疑问，这是中国驯化的黍向西传播的结果。

粟的传播紧跟黍的脚步，欧洲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粟的实物证据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在距今3000年前粟的种植有明显增加。粟可能是通过欧亚大陆的草原带，经过今天的黑海沿岸进入欧洲的。粟还向东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比如韩国的一处遗址出土了粟，经过年代测定，距今约4500年；日本北海道距今4000年前的遗址中也出土了粟。粟甚至向西南传播到了遥远的古印度。有语言学家发现，古印度梵文中的粟的读音“Cinake”，也用于指代中国。粟可能是通过中国西南的横断山区的河谷，经过喜马拉雅山南麓走廊传播到古印度的。

所以，黍和粟不仅填饱了中国北方古人的胃，还填饱了广大欧亚大陆乃至周边岛屿上的人们的胃。既然民以食为天，有了充足的粮食才有文化与文明，那么中国的黍和粟的西传，算不算5000多年前东亚对于西方文明的巨大推动呢？

水稻：亚洲的第一缕米饭香

东亚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怎么能少了南方古人的智慧结晶—水稻？

关于水稻的起源地曾经众说纷纭。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西方学者发现，西方各种语言中“稻”这个词汇的源头来自印度梵文，而印度恰好是野生水稻分布比较多的地区，因此他们猜测印度是水稻的起源地。随后东南亚和中国境内也发现了大量的野生水稻，学者们的视线又转移到这些地方。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提出水稻最初的驯化地点可能在东南亚，因为那里动植物种类繁多，有大量的野生水稻可以用于筛选和杂交试验。

以上观点都受到了质疑。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原理，自然环境优越、生存压力小的区域，不会是农作物诞生的首选地。南亚和东南亚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从事渔猎采集的古人没有太大的动力去驯化植物，并从事更为辛苦的农耕。只有在农作物经过漫长驯化，产量已经足够高后，传播到这些地区，那里的古人才有动力去种植。

不论是从理论探讨，还是实际的考古挖掘，最终学者们探索水稻起源地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的长江流域。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在湖南北部发现了城头山遗址，遗址附近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以及稻田的遗迹，遗迹中有水坑和水沟等原始灌溉系统，这可能是灌溉设施完备的最早水稻田。

此后的考古发现更加令人振奋，在江西北部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距今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和距今10000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证据，说明上万年之前那里的古人就在进行水稻的驯化活动。2004年在湖南的玉蟾岩遗址，还发现距今1。8万—1。4万年前的驯化水稻的证据，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

所以，如今的学者们基本认定，中国南方是水稻的起源地。

栽培水稻主要分为两大类—籼稻和粳稻。籼稻适合生长于南方湿热地区，今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以种植籼稻为主；粳稻适合生长于北方干凉地区，今中国黄河流域以及更北方的东北地区，是粳稻的主要产区。植物学家通过水稻的基因分析，认为最早出现的水稻是粳稻，比如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距今7000年前的古水稻，经过基因对比，与绝大多数粳稻基因接近，说明我们的南方古人最早是吃粳稻的，也就是类似今天东北大米的原始品种。稍后，很可能是在古印度的恒河平原，开始了籼稻最初的驯化过程，当地距今7000—5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了古人消费稻米的证据；然后，中国的粳稻品种传播到了古印度，与原始的籼稻进行了杂交，改良了后者，使籼稻最终完成了驯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