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第9章（第1页）

吊诡的是，卡拉苏克文化的强盛，竟然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卡拉苏克人能够与商朝人互相交流，这意味着两个政权之间的空间里已经填充了足够多的族群，他们充当了远距离文化交流的接力手。不论是中国北方地区还是蒙古高原上，都有许多族群生活，他们彼此之间或战或和。卡拉苏克人扩张，势必引发一轮族群大混战和大迁徙。

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第一张骨牌，就会引发一连串骨牌倒下。当卡拉苏克人驾驶着战车向南、向东挺进时，原本生活在北疆草原的那些阿尔泰部落在压力下往东南方向寻找生存空间，于是又挤压了盘踞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的古羌人部落；古羌人部落又把这种压力沿着河西走廊向东传导，影响了甘肃东部和陕西的各个族群。在那些族群中，有一支就是周人。

史书记载，周人早期生活在“戎狄之间”。按照商朝人对外部族群的定义，西边的族群曰戎，北边的族群曰狄，周人恰好就位于西北方向上，最初可能活跃于甘肃东部到陕西西部一带。史书还记载，周人的早期首领古公亶父因为族群受到戎狄各族群的威逼，率领部众从豳这个地方向东南迁徙到岐山下的原野，这就是所谓的亶父迁岐事件，从此周人的历史翻开新的篇章，在岐山下的周原逐渐壮大自己。再然后，周人挥师东进，在商朝因为与东夷作战而耗尽精力、后方空虚之时，周人带着与戎狄交往而获得的青铜武器、马拉战车，偷袭了商朝的都城朝歌，竟然一战定江山，消灭了强大的商朝，以“小邦”克“大邦”，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朝代。

史书的记载透露出当时族群大迁徙的秘密。从卡拉苏克人、阿尔泰部落、古羌人、周人再到商人，军事压力从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释放出来，层层传导，最后压向了中原地区。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举起青铜刀剑隔山打牛，中原地区的600年商王朝轰然倒地。

草原上的一只蝴蝶轻舞自己的翅膀，万里之外的中原掀起了一场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

周人推翻商朝后，继承了商朝的青铜文化，并在青铜铭文上标榜自己的祖先是如何的贤能，自己的族群是多么的伟大。但是，不论周人如何在青铜器上粉饰自己族群的早期历史，抢占道德制高点，都不能否认他们的族群源头应该也属于戎狄之一，不能否认他们在西方传导的军事压迫下向东寻找生存空间的事实。好在他们的东进成功了。

从克里木齐人南下罗布泊到周人克商，大约1000年中，“西域争霸”的基本态势是草原族群占优势，他们往往来自西方的草原带或者北方的南西伯利亚草原，一拨又一拨地向东、向南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面对强敌的侵袭，逃避不是解决之道，周朝需要拿出应对之策，既要攘外，也要安内。

宅兹中国，以御四邻

追溯“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人们就会提到一件国宝级青铜器—何尊，以及何尊上的那句铭文—“宅兹中国”。

武王伐纣获得决定性胜利后，苦苦思索如何统治如此广大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他对大臣周公旦说，还没有定下都邑，彻夜难眠。从上天的规律看，洛地距离天室（上天都邑）不远，以后应该在那里修建一座都邑。这个故事记录在先秦古籍《逸周书》中。

打败商朝后只过了两年，周武王姬发就去世了，周成王姬诵即位，他的母亲是吕尚的女儿，吕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姜子牙，“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典故的主人公。周成王继承父亲遗愿，开始在成周（即洛地）修建都城，并召集宗族，进行训诰。一个叫何的贵族铸造了一件青铜尊，在尊内底部刻上铭文，纪念这一重大事件。这就是何尊的来历。

在何尊的12行122字的铭文中，出现了“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的语句，“中国”一词首次现身于历史长河之中。

关于何尊铭文“中国”两个字的解读，学者们仍在讨论，但基本一致的意见是，这件青铜尊为西周早期铸造，当时所说的“中国”，并非现代人理解的“中央之国”的含义。一部分学者认为，铭文“中国”是说洛地交通便利，处于天下之中的有利位置。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的“中”字表示上古时期人群祭祀和战争时所用的建鼓，一种由高杆挑起的鼓。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等少数民族在丧葬仪式上仍然使用建鼓这样的乐器。所以，“宅兹中国”的含义是“在洛地居住，在洛地祭祀”。而且从句式上分析，“宅兹中国”和“自兹乂民”应该是同类句式，后面的“乂”字是治理、安定的动词含义，因此前面的“中”应该也是动词含义，表示祭祀。在商周时期，维系族群精神的祭祀仪式几乎是头等大事。从周武王根据周人的上天信仰，选择洛地作为未来都城的修建地点来看，把“中国”理解成“在洛地祭祀”可能更为合理。

所以，何尊铭文反映的是周灭商后周朝上层的国家内部建设，当时刚刚经历了剧烈的改朝换代，国内局势仍然不稳定。铭文中一句“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就反映了胜利来之不易，是以蛇吞象，显然巩固胜利也并非易事。周朝王室必须设法把贵族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周朝充分发扬了中华文明的根基—祖先崇拜传统，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宗法制度，设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阶层，宗族内部根据嫡长子继承制设有大宗和小宗之别，让贵族们各自明白自己的地位。根据地位的不同，能够享受的祭祀级别也不同。

这就是周朝的“安内”。安内的同时，周朝还要“攘外”，抵御来自周边的越来越强烈的侵扰，明确本族群、本国与外族群、外国的界线。

其实，在商朝中后期，商人就已经感受到北方、西方其他族群的威胁。商朝的边境经常受到敌人的骚扰，比如在一片甲骨上记载，有一天“工方”入侵商朝，劫掠人口。又一天，卜师问商王，接下来会平安吗？商王看了卜骨后判断，情况不妙。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土方”从西面入侵商朝，占领了两个城镇。而西北方向的“羌方”也是商朝的主要对手之一，在最早的一批甲骨文中，就记录了商朝杀掉羌人俘虏祭祀。同样，羌人肯定也不会饶过商朝人，双方的战事旷日持久。一度弱小的周人就曾经依附商朝，协助商朝对付西面的这些强敌。

通过甲骨文，商朝人把那些对本国有很大威胁的各方族群“记录在案”。但是，在甲骨文记录之外，商朝人可能并不了解的是，青铜时代的草原带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化，正是这种变化让商朝人以及此后的周朝人无法安然入睡。

当时的草原上，由于马、牛、骆驼等大型动物的驯化完成，草原人群对于草原特性的了解增多，畜牧经济正在向游牧经济演变。

一般来说，畜牧经济往往只是农业人群的一个“副业”或者若干“主业”之一，畜牧人群仍然需要农耕经济的支撑。比如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6000年前的伊朗北部山区，人们主要从事灌溉农业，也饲养山羊和绵羊，以畜牧经济补充农耕经济；向西到高加索山区，那里的农耕与畜牧并重，家畜以牛、羊、猪为主；再向西到东欧，那里不仅有农耕和畜牧经济，人们也保留了狩猎和采集生计。

游牧经济虽然是从畜牧经济中演变而来的，但是与畜牧经济有本质区别，游牧经济已经能够独立于农耕经济之外自行运转，游牧人群在草原上赶着牲畜四处游走，以放牧这些牲畜为自己的主业，甚至是唯一的主业。畜牧人群的活动范围有限，往往围绕自己的农业据点小范围迁移；游牧人群的活动范围很大，不同的季节他们有不同的牧场，既保障了牲畜有充足、新鲜的青草吃，又保障了草原不会因集中过度放牧而退化，反而因牲畜的踩踏和排泄物滋养而生长得更佳。

这正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有趣且独特之处。生物学家知道，森林生态系统属于人为干预越少越好的系统，而农耕生态系统则强烈依赖人为干预才能良好运转。与前两者不同，草原生态系统的繁盛需要人力干预，但又不能过度干预，它是草地、牲畜和游牧人共生的一种系统，草、畜、人之间相互影响，通过游牧经济活动实现动态平衡。

游牧人群对于草原规律的掌握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在3000多年前的欧亚草原带西部，当时的畜牧人群每20多年就会整体性地迁徙扩张，原因是经过多年的使用，本地的草场发生了退化。这类人群应该就是最早尝试游牧的人群，游牧经济可能最初是在草原的一个小范围内产生的，但是游牧人群一出现，他们对于游牧空间的需求就驱动他们向外扩张，而为了在不断迁徙中获得各种补给，不论是食物还是工具，他们会纵马闯入邻近定居的畜牧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严重威胁畜牧人群、农耕人群。这个过程迫使很多人群武装自己，于是产生了分化：要么增加自己的机动性，也变成游牧人群之一；要么提高聚落防御力，更多地依靠农耕社会的优势—粮食、人口以及技术，与游牧人群对抗。

如此一来，古代世界的两大阵营—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就在这种动荡局势中慢慢浮现。从世界范围看，距今4000—3000年前，被称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过去，有所谓的雅利安人大扩张之说，雅利安人是生活在欧亚草原带的游牧族群，他们从公元前14世纪起从中亚入侵古印度，创造了印度历史上的吠陀文化；从公元前1200年起入侵古希腊，消灭了迈锡尼文明。

其实，当时这场游牧族群的大扩张，可能并不是某一个族群制造的，草原带上游牧经济的扩散，加剧了各个族群的征战和迁徙，所以站在农耕世界的角度看，似乎是草原带上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马上族群，要来灭亡自己的文化。

游牧族群的大扩张，很可能与草原上的“战车革命”有关。大约距今3700年前，在两河流域的北方，轻便、坚固的马拉战车登上历史舞台，当时的战车可以同时将一位驭者和一位弓箭手载入战场，把机动性和武力结合在一起，根本性地改变了古代世界的战争模式。历史学界曾经把驾驶马拉战车冲出草原的族群统称为雅利安人。

很快，马拉战车横扫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然后西进突入古埃及，向东突入古印度。几百年后，马拉战车远远扩张到了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中国的北方，那时正是商朝的后期。

20世纪上半叶种族主义流行时，德国纳粹曾经宣扬自己的日耳曼民族源自古老高贵的雅利安人，其理论来源之一就是本书第一章谈到的德国学者海克尔。其实基因分析表明，现代日耳曼人中继承雅利安人基因者只有20%左右；与古老的雅利安人血缘最紧密的现代人群，是德国纳粹从种族上进行贬低的现代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这真是对种族主义者的一种讽刺。这种基因分布其实很好理解，雅利安人是草原带的游牧人群，与其血缘关系最近的肯定是有更多草原血缘背景的人群，而不是有更多农耕血缘背景的人群。

现在，让我们回到东方的商周。周朝取代商朝，本质上就是欧亚大陆上游牧族群大扩张引发的一个结果。商朝是以农耕为主的王朝，周朝取代商朝之后，也从一个农耕兼畜牧的西北势力转化为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游牧族群掀起的冲击浪潮，是两个王朝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西周的灭亡也与游牧族群威胁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周幽王为了博美人褒姒一笑，点燃报警的烽火台，多次戏弄赶来救援的诸侯。后来犬戎真的来攻打周朝的镐京，诸侯无视烽火，镐京被攻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了。

这则东方版“狼来了”的故事戏说的成分很多，不过有些信息可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了抵御来去如风的游牧族群的袭击，周朝肯定会设立预警系统，邻近的诸侯会共同组成防御体系，一旦有变，立即赶来救援。历史学家目前认为，犬戎是在周朝出现内乱的时候被其中一方请来助拳的力量。

犬戎在史书中也被写作猃狁，是活跃在甘肃、陕西一带的游牧族群。猃狁在西北地区的强势表现，佐证了周人东进灭商确实是“压力传导”的过程，并非周人强大到占据西北地区后的行为，周人是被其他西北族群赶向东方的。即使周朝建立后，猃狁也仍然是周人的梦魇。《诗经·采薇》中写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这首诗描写的是周朝戍边将士的抱怨，豌豆采了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说可以回家，却总是回不了家，都是因为猃狁这个凶悍之敌。

翻开中国地形图，我们会看到一个半圆弧的山地区域围绕着东部、南部的大片平原区域，这个山地区域由燕山山脉、阴山山脉、贺兰山山脉、横断山脉构成。在畜牧经济流行的时代，中国北方地区不同人群的文化面貌其实差距不是很大。在这个山地区域，人们既从事农耕，也从事畜牧，毕竟畜牧经济是非常依赖农耕经济的，所以山地人群与中原农耕人群有着很深的文化联系。即使远在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石峁文化，也呈现出农耕社会的很多特点，以农业为主业，兼顾畜牧业，修建坚固的定居点，等等。但是，当游牧经济席卷欧亚草原带时，出现了流动性非常强的草原族群，他们来去如风，远程军事打击能力强大，严重威胁山地区域的族群乃至身后的中原农耕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