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电影节现任主席雅各布也是在1978年登台的,1978~2000年,雅各布担任戛纳电影节总代表,负责电影节艺术方向与选片工作。
2000~2014年,升任电影节主席,全面主导电影节战略发展。
上台即做了一件“大事”,改变电影节的性质。
将原本各国自主选片,换成由电影节进入各国挑人选片,将原本在各国自己手中的审美权、道义权一举夺走。
并且将原来这个重点在欧洲的电影节,转变为一头为好莱坞打擂台,成为培养非西方“文化叛逆者”的国际电影节。
1978年后先是湾岛,后是大陆,最后是香港。
而大陆的影视圈在经济水平落后的情况下,想搭乘名利便车。
拿个奖一夜之间便成“大师”,海外版权大赚大赚。
艺术总监弗雷莫有时亲赴中国,被投怀送抱的电影人拥簇着,个个都想套近乎。
戛纳电影节为上述三地专设了挑人班子,深入大陆角角落落,与其说是艺术甄选班子,更像是意识形态、国际战略调查组和策源地。
柏林如是,戛纳如是,威尼斯就特殊吗?
平衡话术也没用了。
想要既肯定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勇气,又强调国际交流需避免对抗思维,最后呼吁中国电影人应学会用世界语言讲述本土经验,而非非此即彼。
将这波争夺审美标准、文化定义的行动,打为民间情绪,淡化反抗色彩。
然而,说的越多,错的越多,漏洞百出。
越来越多人发现了规律。
标准掌握在国外,靠国外拿奖,行业在西方地位高,但是在国内地位低或者不是那么赚钱,都容易被渗透,失去审美定义权。
特别是回望去年莫言获得诺奖。
也许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服务于西方文化霸权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
有些事情,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
现在的情况,就事实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
不是说诺贝尔奖服务于谁,而是事实上,它成了这个。
几个月前,但凡说一句诺奖的不是,“一点独立思考能力都没有”“太容易被洗脑”“阴谋论”的帽子就要飞来了。
此刻,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科学,体育,不能寄希望于一个“国际”机构足够公正、权威,代替自己行使最高评判权。
定义权,要想办法掌握在自己手里!
沈三通也在关注,短短几天,舆论变化非常之快,不由眼神一动。
文化标准再往里延伸,那就是劳动定价。
如今以及未来,制造业的收入微薄,和劳动强度无关,也和技术含量没有关系。
原因只有一个,掌握这个世界劳动定价权的,并不靠制造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一个产业工人能养活一家四口,养两辆车加宠物,生活滋润。
以后其他制造业国家,再也无法重新这一辉煌,因为掌握劳动定价权的美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
美国干工业的时候,制造业就会“昂贵”,收入就会高,美国以金融为主,那么金融、艺术、体育……就变得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