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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1页)

从深秋到腊月,时间像被人悄悄拧快了。

入冬后,北京的风一日比一日凌厉,街头的银杏叶褪成干脆的金黄,地铁站里的羽绒服变成了主色调。赵嘉白天忙项目投标,晚上做年终汇总,等她终于抬起头的时候,已经是明天就过年了。

小区门口的便利店挂起了红灯笼,写着“预订年货”;公司楼下的咖啡店开始放陈奕迅的粤语歌,暖气轰隆隆响着,把所有节前的疲倦都吹得更重了几分。

在中国,春节不仅是时间的节点,更是一种深植于民族记忆中的仪式。在漫长的农耕岁月里,它曾是最盛大的希望,是贫瘠生活中难得的盛宴,是一个家庭一年辛劳后的短暂停靠。在那个物资匮乏、食不果腹的年代,过年代表的不是节日的喜悦,而是短暂的富足与团圆,是人间烟火中最温柔的愿景。

然而,时代变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餐桌不再单调,衣食早已无忧。人们逐渐从生存中脱身,迈向多元的生活方式。曾经围着炉火包饺子的年三十,变成了机场、高铁站的匆匆身影。年味,从锅碗瓢盆间的热气腾腾,变成了手机屏幕里的一句“新年快乐”,从一顿团圆饭的郑重其事,变成了朋友圈的照片分享。

春节没有消失,但它的内核悄然变化。

赵嘉已经很多年没回家过年了。

不是因为忙,也不是远,交通如此发达,高铁回郑州不到5个小时,而是回去没有意义。

自从她大学毕业开始,家里就越来越像个提款机与道义感召的结合体。她每个月一发工资,母亲的微信就会弹来一句:“你弟下个月要模拟考,报个冲刺班,先转两千。”

她学会说“我下月发了工资再看”,然后默默关掉消息提示。

她曾试过争取过一点点自己的生活——比如她想出国,想学更多东西。可她妈当时只回她一句:“你弟都在备考了,你还能有这心思?”

父亲沉默,默认。

赵嘉很早就明白:她是那个要“懂事”“少惹事”“别和儿子抢资源”的孩子。

所以,长大后她干脆不回家,也不解释。

她总说:“我在加班。”

没人关心她是真的在加班,还是在某个地铁站台边吃完一份煎饼,顺手发了一句“新年快乐”。

她的家从来不是一个等她回去的地方。

但偶尔,在某些突如其来的安静时刻,比如深夜写完一份方案、电脑屏幕熄灭的瞬间,赵嘉会想起奶奶。

老家的冬天总是干冷,奶奶屋里烧着土炉子,火光跳跃在老旧的花布被面上。小时候她冻得手红鼻涕直流,奶奶总会拉她过去,剥一个烤得冒热气的橘子塞进她手里,边念叨:“小嘉最乖,不像你弟,成天疯。”

后来,奶奶腿脚不利索了,还坚持在院子里种她爱吃的香葱,说是“嘉嘉回来要吃的”。但赵嘉再也没真正回去过。奶奶的房子后来被拆了,她也不知道那些葱最后长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在风里冻坏。

她不敢太常去想奶奶,因为那是少数她曾被真正等着、被在乎着的时刻。

奶奶的身体应该还不错,至少母亲是这样说的。

那天晚上,她原本打算订腊月二十九的机票,一个人去青岛走一圈,散散步、避避年。

但周行砚看了她一眼,“你这次过年还不回家?正好”没等她按下确认键,就说:“跟我回家。”

她愣了一下:“你家?”

“我妈在安排菜了。”他语气平平,“你现在取消还来得及。”

她想拒绝,但他语气里没有留余地,就像在发布一项会议安排。

于是她顺从地收起手机,回房间换上了那件藏蓝色大衣。

黑色奥迪驶入西城区一带少见的警卫区,赵嘉在后座看见门口武警立岗,门楣上挂着一副极其传统的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她忽然有些恍惚。

从小到大,她坐过最远的车就是绿皮火车硬座——现在却坐着配司机、挂内保牌照的公车,被带入一栋带勤务兵、老砖瓦、木格窗的“高干宅”。

周母出来迎接时,穿着深灰色立领呢装,气质端正,言辞克制。她看赵嘉时没有上下打量的失礼,而是一眼看过,便淡淡一笑:

“果然是行砚挑的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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