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2013 重溯少时邻居谋杀案（第1页）

2013：重溯少时邻居谋杀案

——在距离小巷和普莱森特街交叉口50英尺的地方，特里停住了脚步。他还记得他们一群孩子吵闹着经过，只顾着吹牛皮开玩笑。他始终忘不掉那个瞬间。从那里抬头就能看到街对面的巷口。

四排狗仔队挤在红毯边，我的丈夫帕顿[19]身着一身时髦的蓝色细直条纹西装冲着相机傻笑，淹没在闪光灯的海洋中。十几只手从金属路障后伸出麦克风。亚当·桑德勒[20]现身，狗仔们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他，呼声更高了些。然后贾德·阿帕图[21]来了，之后是乔纳·希尔[22]、克里斯·罗克[23]。那是2009年7月20日，周一晚上6点多一点，我们在好莱坞聚光电影院（Aremas）参加电影《滑稽人物》[24]的首映礼。在其中某张未被采用的名人照片上，很可能拍到了一个身穿黑色直筒连衣裙和舒适单鞋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我。我死盯着自己的苹果手机，既震惊又兴奋。因为就在那个时刻，在那个世界巨星正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刻，我了解到一个我苦苦搜寻的逃犯，一个在西部和西北部逃窜了37年之久曾造成两人死亡的凶手，暴露了行迹。

我躲到水泥柱后拨通了皮特·金（PeteKing）的电话。他曾是《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资深记者，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负责维护媒体关系，我知道他会和我一样关心这则新闻。皮特立马接通了电话。

我说：“皮特，你知道吗？”我激动地差点没说出话。

“知道什么？”

“我刚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有一条新闻链接，说新墨西哥州深山里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死了两个人，一个警察，还有一个在逃犯，是个藏在山中神秘的入室盗窃犯。”

皮特说：“不会吧！”

我说：“是的，他们采集了这人的指纹。”

我承认我说话时为了让戏剧效果最大化而停顿了一下。

我说：“是约瑟夫·亨利·伯吉斯（Jess），我们说中了，皮特，他这段时间一直在那儿。”

惊讶之情只让我们沉默了一小会儿。我知道皮特想找台电脑。首映礼主办方正把人往里面赶，我看到帕顿在找我。

我对皮特说：“你再查查，我现在有点事，查不了。”

我说有点事其实不是我的事。我发现坦白自己不愿参加电影首映礼其实并不特别难以启齿，这和虚情假意地说“那一定很棒”程度差不多。我说真的，原谅我。我这么说不是假谦虚——在我参加的好莱坞活动中，从没见谁露出过衣服标签，也从没见谁不整理好纽扣就来，更没见谁能忍住不告诉我我牙上沾了口红。过去曾有一位活动协调员在我咬指甲的时候打掉我的手，而我在红毯上摆的姿势真实再现“弯腰缩脖”四个大字。但我丈夫是位演员。我爱他，欣赏他的作品，也欣赏我们朋友的作品，偶尔参加这样的活动体现了我对他们的爱。想象一下：你为了这些活动精心打扮，有时还请专业化妆师来化妆，一位驾驶着林肯城市汽车的司机来接你，你感到奇怪甚至有点愧疚。一名陌生但乐观积极的公关将你引上红毯，红毯边上百个拿着镁光灯的陌生人对你喊“看这里！”“这里！”经过这些虚假的华丽瞬间，你还是要坐到一把老旧的影院座椅上，嘬着潮湿塑料杯里的无糖可乐，吃着温热的爆米花，灯光暗下后，还必须满怀热情地观影。

观影后的小聚会里，有人把帕顿介绍给了《怒火攻心》[25]的导演，帕顿很爱这部贾森·斯泰瑟姆[26]主演的电影。帕顿用电影里他最喜欢的桥段逗大家开心，他坦言：“我愿为斯泰瑟姆做一回同性恋。”和导演分开后，我们稍事休息，看着人们涌进好莱坞高地中心的宴会厅，等待我们的是觥筹交错、美味佳肴，甚至可能是帕顿的偶像加里·山德林[27]。帕顿知道我在想什么。

他说：“没事的。”

我们出去的时候碰上一个朋友。

她温柔一笑，对我说：“回去照顾孩子？”我们的女儿艾丽斯当时三个月大。

我说：“你懂的。”

当然了，事实比她想的奇怪得多：让我放下这迷人的好莱坞派对的，不是我熟睡的小宝贝，而是我的笔记本电脑，我将彻夜搜查一个我素未谋面的男人，此人谋杀了我不曾相识的对象。

我成年后的生活始终围绕这些陌生的暴力犯展开——早在2007年之前，我就听说了这位我日后称作金州杀人魔的罪犯。我记不清体育比赛的结果、餐后甜点的配方、莎士比亚的名句，因为我脑内的这些空间都留给了命案发生后令人痛心的余波：乡村道旁的沟渠里，丢着一个男孩的越野自行车，车轮还在不停打转；从女孩尸体的后腰上，收集来了细小的绿色纤维。

要我收手是不可能的。我当然想把这些毒瘤清理干净，但现实并不允许。举个例子，我非常羡慕那些痴迷于南北战争的人，战争纵有细节千千万，也已彻底完结成为过去。可于我而言，人渣可能从视野中淡去，却绝不会彻底消失。就在我写作的这当儿，他们中有些长辞于世，有些则刚刚降生。

我14岁那年第一次追查凶犯，没人见过他，更没人逮到他，自那之后我沉迷寻找答案，不再留恋世间的美好。

我还没看见特里·基廷（TerryKeating）的人，就先听到了他的声音。特里是一名鼓手，也教别人打鼓，可能因为他听觉有损失，也可能因为他习惯冲学生大喊，他说话声音异常洪亮。他喊道：“我是特里！”我正站着等他，听到这一声大喊，把视线从手机屏幕上移开，看到一个身材中等、一头棕发的白人男子手里拿着一杯超大杯星巴克。他穿着李维斯牛仔裤，上身是一件写着“沙姆罗克（Shamrock）足球”的绿色T恤。不过他不是在对我说话。他朝着街对面的南韦斯利大街143号走去，那是伊利诺伊斯州奥克帕克拐角处的一栋砖房，也是我们约好要见面的地方。他喊话的对象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那人正在私家车道上捣鼓车，身材瘦高、略有驼背，曾经的一头深色头发已经花白，脸又长又严肃，给人感觉十分冰冷。

但那人给我的感觉很熟悉。他和我小的时候住在这栋房子里的那家人非常相像，他家有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我在附近的镇上听说了他们。我意识到那男人一定是那家的长子，从他父母那里买下或是继承了这栋房子。

那男人没认出特里。我看特里没有罢休，一种不安感突然蔓延到我全身。女性的直觉让我感到应该出面纠正特里，让他安静一会儿，但我看出特里想让那男人想起他，毕竟他们是老邻居了。

特里喊道：“我是那时发现尸体的其中一个男孩！”

那男人从车的一侧盯着特里，什么也没说，这份沉默蕴含了更深层次的敌意。我将视线移开，看向前面草地东北角的一座微型圣母玛利亚雕像。

那是2013年6月29日一个周六的午后，芝加哥的仲夏如往年一样清冷多风。从空中能看到西侧相隔一个街区的教堂塔尖，那是我和家人过去做礼拜的圣埃德蒙天主教教堂，一年级到三年级我都在那里上学。

那男人转身继续摆弄车，特里从他身边往右边走去。他在距离我30码[28]的地方看到了我，我很高兴能和他对上视线，我拼命朝他挥手，权当化解刚才的尴尬。特里比我早一年到圣埃德蒙，印象中我上次见他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我对他知之甚少，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最近发现1984年8月的那个晚上同时改变了我们俩的人生。

他边向我走来边喊道：“米歇尔！好莱坞怎么样？”

我们尴尬地拥抱了一下。他的言行举止瞬间让我忆起了童年里的奥克帕克。他操着一口浓重的芝加哥口音，总把元音发得很平，把“怎么样”讲成“咋么样”。他头上翘着一绺头发，脸颊粉扑扑的，为人非常直爽，言语中没有一点精于算计的意味，我们立马进入正题。

“对，那会儿这地方发生了……”他边说边要带我走向那栋房子。我犹豫了。可能是因为害怕碰上那个已经不太高兴了的房主，可能是因为这样散步让我感觉像回到了那个闷热的夏天，那个我们还骑着单车玩耍却已尝过啤酒苦涩的夏天。

我顺着小巷向南望去。

“要不我们重走一遍那天晚上你们走的路？”我提议道。

奥克帕克毗邻芝加哥西侧。生长在奥克帕克的海明威有这么一句名言，称这个小镇“草坪很宽，心胸很窄”，但这并不是我对这个地方的印象。我们住在南斯科维尔（Scoville）300号街区一栋通风良好的三层维多利亚式建筑里，地处小镇的一个死胡同里，北边是赖特[29]故居和工作室，一些富人居住的带草坪的平房，还有一心致力于时下潮流的自由职业者的居所。我朋友卡梅伦住在赖特的一所房子里，她的继父是一名民事辩护律师，母亲好像是陶艺家，我从他们那了解了素食盐和歌舞伎。那时候我和卡梅伦都喜欢黑色宽松的衣服和自白诗，我还记得她继父为了让我们高兴，推荐我们去看传声头乐队（TalkingHeads）的音乐电影《别假正经》（StopMakingSense）。

住在我们南边的大多都是蓝领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他们的房子里总是很冷，床都没有床头板，有时其中某家的父亲会和20来岁的妙龄女郎一同外出，之后杳无音信，但宗教禁止他们离婚。曾经有个大学同学在我家度过了大二的春假，她认定我爸是做喜剧一行的，因为他总给我讲当地八卦，而那些八卦里的名字只会是典型的爱尔兰人名，像是康奈利、弗兰纳里、奥利里等等。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奥克帕克一个讨人厌的爱尔兰天主教母亲回答关于我家的一个问题：“麦克纳马拉家有几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