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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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佛庄因此成为第一位被杀害于雨花台的中共党员。那年他29岁。这位出生于浙江东阳的农家子弟，在短短的戎马一生中，没能与上海第三次“亲密接触”，就匆匆地永远离我们而去，甚至他的名字也极少有人提及。而当我站在那张穿着北伐军戎装照片的他面前时，深深地被一张意气风发的青春脸庞所感染。我在想：倘若他那一次顺利到达上海，重新投入党的怀抱，之后他是否就是又一个“叶挺”，或者是又一个共和国的元帅呢？完全有可能，因为他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中就有几位后来都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与金佛庄相比，另一位叫俞秀松的烈士，与上海的“关系”则非同一般。他一生后十年是在苏联度过的，最后因为王明路线的打击和中共党内的奸贼康生的诬陷，俞秀松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错杀，时年39岁。减去烈士1925年至1935年在苏联的10年，后来在新疆做军阀盛世才统战工作的3年和重被关进苏联监狱的最后3年共16年时间，26岁前的青年俞秀松，可是上海滩红色革命阵营里一位了不得的历史巨人！

是的，26岁前的青年俞秀松，确确实实是上海革命阵营里的一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因为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个人中，当时只有21虚岁的他就是其中一员，而且是重要的一员和最年轻的一员。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1920年8月初建起的。8月22日，也就是说在中国有“共产党”这一组织之后的当月内，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由他俞秀松参与和主要负责的工作，即宣告“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而且担任这青年团书记的就是他俞秀松。

这个时候，不足21周岁的俞秀松，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和“第一任团中央书记”（党史书上这么说），仅此一点，在一百年前的上海革命阵营里，几乎难有一人与俞秀松相比。

“自古以来，得国者在于民心服。民心服，即得天下矣。不得民心，即失天下矣。”

“自古成大业者，虽难而惧，何也？盖其志坚耳。愚公移山事，以残年余力而欲移山，其志可谓不坚乎？……呜呼，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乎？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

“列国富而中国贫，列国强而中国弱，其故何哉？曰：无进取思想而已矣……故进取者，人生之重要事也。”

这些话，都是少年时代的俞秀松所说。出生在浙江诸暨大桥乡的一个清末秀才之家的俞秀松，从小受当教书先生的父亲的影响，对读书格外上心。因为俞家子女多，身为8个兄弟姐妹之首的俞秀松为了关照读书和家庭的生活，从小没少吃苦。

17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新思想非常活跃的学校，俞秀松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一位叫马一浮的先生，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便是俞秀松的启蒙引路人。

1919年5月，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杭州学办便迅速响应。此时的俞秀松已经是杭州学生运动的召集人。5月12日，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的3000余人的游行队伍，声势震**西子湖畔，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俞秀松和另一位叫宣中华（与俞秀松都是诸暨人，长一岁，系中共上海闸北部委首任书记，1927年4月17日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29岁）的学生领袖。

“五四运动”之后，俞秀松等在学长与老师陈望道等人的影响下，创办革命刊物《浙江新潮》。俞秀松在发刊词上这样说：“要本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毫无疑问，这个时候的俞秀松已经在受苏联十月革命和陈独秀的《新青年》影响，开始由无政府主义者，向“布尔什维克”转变。

“韵琴同志……”1919年底，俞秀松看到北京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了工读互助团，欣喜若狂地给父亲写信，请求路费支持，而他竟然称父亲是“韵琴同志”，气得父亲只汇了他一元钱，并回信告诉“昏了头脑”的儿子：“四万万同胞都是你的同志，每一个同志给你一块钱，岂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何必来找家里人帮助嘛！”

最后俞秀松是从朋友那里凑钱到了北京。1920年元旦刚过，俞秀松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穿着同学送的一件旧大衣，特意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像，以此纪念。他对友人说：“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中国勤工俭学模式。但后来俞秀松发现，这个工读互助团无法通过劳动来维系生活和学习，更不用说通过这种形式去改造和改变整个社会。一心想改变旧世界的俞秀松，宣告结束工读互助团生活，要进行另一种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道路。“我以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俞秀松大声疾呼道，对着天发誓。

1920年3月26日，俞秀松乘火车从北京赴上海，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出彩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的青春年华。

4月，代表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到北京后又马上到了上海，与陈独秀会面。俞秀松是这个会面的翻译者，见证和参与了建党的最“初心”时刻。5月，俞秀松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发起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当在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者时，俞秀松参加了两项特别重要的建国初始工作：《党纲草案》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此后，俞秀松除了主持成立共青团组织外，一直在为各地建党发出指导性的信件，那时以“秀松”署名的信件，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上海发向全国各地的“中央文件”一般，俞秀松的地位可想而知，而那时，我们的这位革命青年才21虚岁，可他其实已经是位成熟和老练的政治家了——

“……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但现在译书的人，每天以译书度生活，一天总许有八千字，才能生活，于是不能不误会的误会，杜撰的杜撰，这是私有财产制度之下，没有一件事可做了，译书度生活的人，我又何责！

……今晚被蚊虫咬得痛极，不知到什么时候才睡熟。”

（——1920年6月28日，星期一）

“今天我写了五封信。”（——1920年6月29日）

“我现在一天到晚，只盼望朋友的来信。我接到朋友一信，我总快乐一些。今天望了一天，信箱里看了五六次，不见朋友的来信，午后只接到章法那张明片。唉，苦痛的时候，遇见什么事，总是苦痛的！

今天睡得很早，后来因蚊虫咬得痛不过，再起来写今天的日记。写好再睡，已经是明天三点了。”

（——1920年6月30日）

俞秀松年轻时爱写日记，也正是因为他的日记后来被其妻子保存了下来，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建党初期的许多历史细节和这位杰出青年的诸多真实的内心活动。

建党初期，所有与各地联络，都是靠信件来完成，而俞秀松的“笔头”快，又年轻，几乎是成为了陈独秀的“左右手”。1921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共产国际组织东方部书记格林表扬的上海共青团负责人俞秀松，被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七八月份，党的创建者之一的俞秀松并没有参加，而是在莫斯科开会。

次年，俞秀松从苏联回国，开始接受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主要从事各地共青团的建立工作，并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上海地区的党部负责人。“五卅运动”期间，俞秀松是罢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并且负责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动员上海市内的国民党党员参加反帝斗争。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俞秀松，一腔热血地站在反帝斗争最前沿和主战场，处处表现出一位中国革命青年的朝气与锐气，以及爱憎分明的立场。

或许正是这种青春**与革命锐气的洋溢，俞秀松也就成为了当时与他年龄相仿资格却不如他的那些革命投机分子的眼中钉，受到特别的忌妒与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