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篮球之神
多年之后,桑尼·瓦卡罗的脑海中依然弥漫着一股尿骚味儿。
那是1990年的8月末,他们在美国驻德陆军基地一间简陋的厕所里。
迈克尔·乔丹要自己跟自己打一场比赛,这让小小的体育馆里挤满了大约两千名士兵。他自己并不想旅行,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必须远离高尔夫,以及怀孕五个月的妻子胡安妮塔(儿子马库斯后来在当年平安夜出生)。耐克主席菲尔·奈特本来已经快要放弃了,但最终乔丹还是来到了欧洲,这全要归功于瓦卡罗的胆魄和狡猾。
海湾战争刚刚打响,全世界都惴惴不安,但乔丹不愿在那年夏天带着行李来欧洲待上十天有他自己的理由。5月那场输给活塞队的抢七战让公牛队队员们心里都有了点想法,全队带着惊人的专注力进入了休赛期。愤怒在他的队友们心中激发了一种建设性的乐观精神,乔丹希望能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时刻。
这次瓦卡罗策划的耐克之行,时间正好安排在训练营开始之前,于是活动之后乔丹必须马上赶回芝加哥。他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在日程里塞满愚蠢的公众活动。为美国大兵们打一场表演赛确实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但他希望把这类活动办得低调一些。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可以顺道拜访一下哥哥拉里·乔丹,这让这趟旅行有了意义。
旅行计划中一个更可疑的项目,乔丹承诺在一场全明星赛中先后代表双方出战,该比赛将作为西班牙联赛的揭幕战。把乔丹强行插入到西班牙联赛的重大时刻中显然毫无道理,但这是将美国当下最闪亮的球星风采传播到西班牙语世界的一个大好机会。
整件事情看起来很奇怪。另外,在战争时期旅行也隐含着巨大的安全问题。直到瓦卡罗借用了耐克公司的一架喷气机,并列出每一站的详细安全计划后,乔丹才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
“那是一次公关之旅,”瓦卡罗解释说,“也是耐克第一次做这种项目。
事情搞得很大。我们做的每件事,迈克尔都是第一个,而我也都陪在他身边。”
该趟旅行成了此后20多年里众多美国职业篮球明星的各路球鞋推广之旅的原始模本。但在那时候,这次计划匆忙的旅行有着一个更隐秘的理由。那年夏天,耐克陷入了与杰西·杰克逊1(JesseJa)的PUSH2之间丑陋的公关口水仗。杰克逊的年轻副手蒂龙·克赖德(TyroneCrider)牧师在成为PUSH的执行总监后,瞄准了球鞋工业。他指责耐克很少与黑人群体打交道。克赖德对耐克提出抗议,指出这家位于俄勒冈州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里没有黑人,副总裁里没有黑人,部门领导中也鲜有黑人。耐克跟乔丹以及其他一些黑人代言人有合同,这点克赖德也承认。但PUSH的领导人表示,选择朝耐克开炮是因为耐克在短短几年之内已经成了行业的领袖。
1 杰西·杰克逊,牧师,著名黑人民权领袖。
2 PUSH,全称为拯救人性联合组织(PeopleUoSaveHumanity)。
公司和PUSH在夏天进行了谈判,结果不欢而散,因为PUSH要求查看耐克的账目,而耐克反过来要求查看PUSH的资金来源。作为回应,克赖德发动黑人联合抵制耐克产品。“不买耐克。不穿耐克。”他在8月12日宣布发起运动时说。一些观察者认为,克赖德朝耐克发难是一招误算,PUSH这次输定了。尽管如此,公司还是希望尽快跟PUSH和解,因此对权力结构中黑人匮乏的状况做出了改变。这些努力最终使乔丹在公司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帮助促成了乔丹品牌。不过在此期间,这位球星仍有被拖入这场肮脏的争论、被登在全国各地报纸的头条的危险。耐克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飞人”乔丹在电视上被问及与此次事件有关的问题。
8月15日,乔丹发表声明。他说,美国的所有公司都应该为黑人提供机会,但PUSH对耐克的责难太过火了。“仅仅因为耐克处于顶尖位置,就把他们挑出来批判,这么做太不公平了。”声明如此写道。
评论发布后,他迅速奔赴欧洲。桑尼·瓦卡罗从前曾灵机一动,找到了把乔丹送到聚光灯下的办法,现在他则想出了将乔丹带离聚光灯的点子。
耐克将会做出改变,克赖德也会在1991年初离开PUSH,反对运动当时已宣告失败,因为很明显,黑人消费者并不愿意抵制耐克。
总之,这件事情还是让乔丹意识到,一些可能引起激烈反应的议题也许会给他的商业利益带来麻烦。20世纪90年代还将会有更多人权组织的控诉,指责耐克公司在全世界建立了数百家血汗工厂以制造产品。这个问题很快就影响了乔丹在公司中日益提升的地位。
1990年的那个夏天,乔丹还发现自己被卷入了另一起事件。有人通过他母亲邀请他为哈维·甘特(HarveyGantt)的竞选活动代言。哈维是个黑人民主党员,想要抢走固执、保守的杰西·赫尔姆斯(JesseHelms)国会参议院北卡罗来纳州代表议员的位置。那是一次紧张的、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竞选活动,其中最出名的是赫尔姆斯的政治广告《手》(Hands),讲述了一个白人因为不公平的种族政策而被少数族裔抢走工作的故事。共和党策士亚历克斯·卡斯特利亚诺斯(Alexos)创作了这则广告,试图煽动白人的不满情绪。当被邀请参与竞选活动时,乔丹向甘特的支持者说了这样一句名言:自己不能参加,因为“共和党人也会买鞋”。
政治从来不是他外公爱德华·皮普尔斯家兴旺发达的原因;对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代代黑人来说也是如此;对1990年的德洛里斯·乔丹和她的儿子来说,政治也不是什么头等大事。乔丹的回应惹怒了许多人,也让另一些人感到满意。在芝加哥,莱西·班克斯和许多人都大摇其头。班克斯在多年后指出,这可不是穆罕默德·阿里会选择的答案1。拒绝帮助甘特——他最终输掉了竞选——的做法更是激怒了社会活动家、前NFL巨星吉姆·布朗,他评价乔丹说:“他更在意球鞋合同和个人形象,却不愿帮助他自己的种族。”
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分布着肯尼·盖蒂森等人;盖蒂森自高中起就一直在跟乔丹打球。他认为乔丹的评论可以使其成为一名纯粹的产品代言人,因为他与有争议的政治话题保持着距离。“那使他成为一名偶像,”盖蒂森表示,“因为他从不站队,不给人们抨击他的理由。”
2008年,迈克尔·威尔邦(MichaelWilbon)在自己《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中回顾起此事,评论道:“那仿佛正式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运动员们开始在商业和政治中选择前者。中立的姿态更不容易冒犯人。
以乔丹为首的黑人运动员们,第一次在商业上对主流文化产生了吸引力。”
后来,甘特对赫尔姆斯发起了第二次挑战——最终仍然宣告失败——乔丹给他捐了款。乔丹后来还曾捐款给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比尔·布拉德利(BillBradley)。2012年,乔丹甚至公开为巴拉克·奥巴马(BarakObama)的总统竞选活动组织了资金筹集会。
不管怎么说,1990年选举都算是乔丹公众形象的一道分水岭。ESPN的J。A。阿丹戴回忆说,他的许多朋友过去都曾是“飞人殿下”的崇拜者,但1990年成了一条分界线。“就因为选举的事情,我的一些朋友从此彻底不想要跟迈克尔·乔丹有关的任何东西,”阿丹戴说,“因为他们觉得他抛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无法原谅此事。他们不再欣赏作为球员的乔丹,因为他们对乔丹这个人已不再有任何的敬意。”阿丹戴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乔丹会不愿向一个声名远扬的种族主义者开炮。几年后,《绅士季刊》杂志问起这件事时,乔丹解释说,他当时27岁,只想打造自己的篮球生涯,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政治上。
1 “拳王”阿里曾因为主张黑人权利和反战而在巅峰期被禁赛五年。
“我后来想通了,但当时我还年轻,我的想法跟吉姆·布朗一样。”NBA资深记者大卫·阿尔德里奇回忆道,“我当时这样想:‘搞什么,迈克尔!你可以出来表明态度的。你可是迈克尔·乔丹啊!他们能把你怎么样?’……我非常不爽。我的反应就像是,迈克尔,你在搞什么啊!你不能那么贪婪!那么愚蠢!这件事不仅跟你个人有关!这是一桩比你个人更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生都是黑人,这永远是比我们个人都更重要的事情。你现在之所以能自由自在地做你想做的事,全都是因为你之前的人的努力让这一切有了可能性。我当时想:‘迈克尔·乔丹怎么能不表态呢?他怎么能不支持哈维·甘特呢?’我跟很多人一样,都为此而指责他。”
这位NBA资深记者说,1990年是个转折点。如果支持甘特,乔丹很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他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因为他是社会公正的捍卫者,然而在现实中,他捍卫的是个人利益。